韦特斯坦-瑞士的首位外交官
370年前的今天，30年战争(1618-1648)的硝烟终于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散尽。虽然幸免于战火，但是对瑞士来说，和会仍是一个澄清贸易、外国法官、权力政治等争议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会甚至还澄清了瑞士是否存在的问题。办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而韦特斯坦就是这样一位睿智机敏的外交官。
2018年，我们庆祝两份划时代的和平协议的签订。一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另一个就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该合约结束了30年战争的浩劫。当凡尔赛条约作为流毒深远的败笔进入史册时，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最具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条约。
日内瓦大学瑞士中世纪史和近代史教授Andreas Würgler外部链接(法)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讲述了战争与和平的故事，并向我们介绍这位开启了和平时代的伟大外交家。
就毁灭程度来说，30年战争相当于17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部分地区，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与瘟疫，毁灭了整个地区的一半人口。30年战争烽烟滚滚，几百万生灵惨遭涂炭，而终结战争惨剧的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fälische System)。
Würgler认为，新的权力秩序不仅带来了和平，还为欧洲带来了重大转折。1648年前，欧洲还是森严的等级社会：站在金字塔尖上的是教皇和皇帝，他们下面是国王、诸侯和贵州，农民被牢牢地压在塔底。那时，瑞士还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是等级社会。与法国不同的是，当时的瑞士还不是独立国家。瑞士联邦只是几个各自为政的州的松散组合。
市长出招
1594年10月27日，约翰·鲁道夫·韦特斯坦(Johann Rudolf Wettstein)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在巴塞尔大学读了一阵子书之后，他去日内瓦学习做文员，后来又去意大利当雇佣军，最后回到了巴塞尔市政府工作，而且一直做到了市长。“他在步步高升的同时，也积攒了一个17世纪的外交官所需的全部实际经验。”
1646年，时年52岁的韦特斯坦去明斯特参加和会时，心中所念所想的主要还是巴塞尔。Würgler认为，韦特斯坦首先意识到，要抓住和谈的机会，维护巴塞尔的利益。
他的具体目标是，帮助巴塞尔商人摆脱几百年来受外国法官裁决的命运。当时，只有少数的几个瑞士州还在接受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管辖，而巴塞尔就是其中之一。德国商人时不时就把来自瑞士的竞争对手告上法庭。瑞士商人的货物常常被没收。Würgler说：“这无疑触犯了商业城市巴塞尔的利益。”
30 Jahre Blutbad – das war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von 1618 – 1648.
— SRF (@SRF) 19. Mai 2018外部链接
In der Sendung «Zeitblende» schauen wir 400 Jahre zurück und sprechen mit dem Historiker Thomas Lau darüber, welche Bedeutung der Krieg für heute hat. #30jährigerKrieg外部链接 #SocialAudio外部链接 #srfzeitblende外部链接 pic.twitter.com/DZOBUEgGW6外部链接
在30年战争期间，瑞士人很快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无法对战争达成统一立场。瑞士各州也不热衷于参战。因为参战意味着，瑞士人不仅要去国外充当雇佣军，还要在自己家里冲锋陷阵。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格劳宾登的争夺，使瑞士人近距离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
虽然瑞士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还根本谈不上统一的全国性中立政策。
“一些群体赞成瑞士置身于战火之外，因为一旦国内爆发宗教战争，瑞士在欧洲的些许影响力也将丧失殆尽。但是，一些群体则赞成瑞士参战。比如，苏黎世宗教界希望与信仰新教的瑞典结盟，而天主教诸州为了抵抗新教可能发起的进攻，早就未雨绸缪，在16世纪末就和西班牙签订了联盟合约。最后，各州终因忌惮对手，彼此掣肘，而未开战。”
瑞士虽未参战，却在军用物资贸易和粮食出口中，发了战争财。“四周列强纷争，瑞士却能安然自保，幸免于战火，这样的有利地位，促进了瑞士贸易和农业的繁荣，” Würgler说。
欧洲的新秩序
韦特斯坦明确要求代表整个瑞士，1647年2月，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授命，代表整个瑞士参加和谈。他从明斯特带回来的和谈成果是，瑞士的特殊法律地位。具体来说就是，瑞士在政治上脱离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从法律上来说，瑞士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为了最终结束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贸易战，他于1650年又赶赴维也纳，终止了德商对巴塞尔商人的上诉控告。
这样一来，他不仅实现了初心，还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果。从此以后，瑞士成了主权国家，彻底摆脱了皇帝及帝国法庭的影响。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后，欧洲开始奉行“国家平等”( Gleichheit der Staaten)原则，国际法的理念也开始萌芽。“主权国家”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那些捍卫经济和军事独立性的政治组织。
“国际法认为国家首先是平等、具有主权的主体。于是，外交官见面时，不再谦卑地彼此鞠躬，而是互相握手。但是，国与国的关系，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最终还是取决于权力的博弈，” Würgler总结说。
历史学家Würgler认为，瑞士的主权问题与中立问题密不可分。作为小国，瑞士必须重新定位。一直到17世纪，中立还只是权宜之计，而今天，中立已经作为长久国策深深地扎根在瑞士人的集体意识中。瑞士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引证自己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从而提升了“中立”这个概念的地位，要知道，从前，“中立”是被唾弃的。
韦特斯坦，现代英雄？
中立、主权、跨宗教：瑞士所有的这些成就都是几百年来斗争和论战的成果。韦特斯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取得的成功为瑞士迈向现代国家奠定了重要的里程碑。
“在明斯特，他是瑞士唯一的一名外交官，他只身一人，代表了整个瑞士，” Würgler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很快就意识到了和会的重大意义。”他认清了形势，把握了时代发展的风向标，他及时意识到，欧洲开始走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瑞士才承认韦特斯坦的贡献。一个原因是，瑞士各州用了近50年的时间才真正意识到它们确实脱离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另一个原因是，时任巴塞尔市长的韦特斯坦因在抗击1653年农民战争中采取了强硬手段而失去了人心，Würgler解释说。
“尽管韦特斯坦大力推进宗教和解，但是瑞士的民族英雄一般要么是非宗教徒，要么跨宗教，比如像威廉·退尔(Wilhelm Tell)、Winkelried 和Bruder Klaus，而韦特斯坦作为新教徒是很难被天主教徒奉为英雄的。”
一直到了启蒙时期，特别是1848年瑞士联邦成立以后，宗教派别和解之后，瑞士才重新记起了韦特斯坦。1881年，为纪念瑞士的第一位外交官，巴塞尔的一座桥梁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就是美丽的韦特斯坦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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