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为何忌惮“企业负起责任”动议

很少有企业了解自己产品的原材料都来自哪里，更不要说原材料生产与开采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了。 Keystone / Nyein Chan Naing

瑞士的大型跨国公司几乎一致反对一项要求企业对其海外行为负起更多责任的动议。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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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开的一封信中，瑞士几家大型跨国公司的15名董事会成员呼吁瑞士民众在11月29日投票反对“企业负起责任-保护人类与环境” 动议。瑞士水泥生产商拉法基霍尔希姆公司(LafargeHolcim)董事会主席在《时代报》上撰文指出(法)外部链接该动议的要求“极其荒谬”，诺华(Novartis)和雀巢(Nestlé)的董事会成员也纷纷表示，如果该动议表决通过，恐将引发大量针对企业的诉讼，这将导致他们重新评估对于高风险国家的投资。   

他们担心的根本问题在于该动议的法律责任条款，该条款允许个人起诉公司侵犯其权利的行为。 但是，该动议为公司提供了一个摆脱责任的途径。动议指出，如果公司可以证明他们已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人权和环境，则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因此，负责任的公司可以无所畏惧，甚至还能从这类立法中受益。”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的约翰内斯·布兰肯巴赫(Johannes Blankenbach)表示。该中心是一家研究性非政府组织，负责跟踪监测全球1万家公司的影响。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瑞士法律已有规定，公司必须为其海外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动议只是提供更加清晰的责任认定依据。瑞士的所有大型跨国公司都承诺保护人权和环境，并采取了相关政策和实践来履行这一承诺，那他们为何如此紧张？

怎样才算“足够好”？

领导雀巢人权工作的高级公共事务经理亚恩·维斯(Yann Wyss)表示，允许公司证明自己已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风险，并不能减轻其对法律责任的担忧。

“你可以制定严格的政策，但你永远无法100%确定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一家龙头大宗商品贸易商的经理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公司知道哪里存在风险，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永远不够。”  

其他公司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足够好”的定义并不明确。2011年，经过五年多的讨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文件指出，保护人权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公司在其经营活动和整个供应链中也负有责任。  

《框架指导原则》呼吁公司识别、预防和减轻风险，但却没有设定明确的标准来定义何种做法才算“足够好”，可以让企业免除责任。 

苏黎世大学法律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埃诺(Nicolas Bueno)解释说，这本来就不是这份文件的出发点。《框架指导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减少人权风险并防止伤害。

瑞士现行法律对责任有何规定？

苏黎世菲谢尔(Vischer)律师事务所国际诉讼和仲裁律师姆拉登·斯托吉尔科维奇表示，根据《瑞士债法典》第41条的责任构成要件(损害、不法、因果关系、过错)， 瑞士公司已经有必要为其在海外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也有法律学者将第55条解释为公司须对供应链中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然而，这在法律上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法律错误”通常由行为发生地的法律界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法律可能不会将这些行为视为非法，或者人们可能无法诉诸司法。“企业负起责任-保护人类与环境”动议希望对这种情况适用更高的标准，即瑞士标准或国际标准。 

动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对该动议是否会催生出新法律或只是澄清现有法律存在争议。斯托吉尔科维奇说：“真相也许不是非黑即白，因为没有先例，没有瑞士法院裁定公司应根据瑞士法律对其在国外涉及人权和环境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有些人认为，整个申诉的举证责任存在倒置问题。但斯托吉尔科维奇表示，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动议进行法律追责时，并不要求申诉方证明对方的过错，因此“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通过尽职调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倒置。双方都各执一词。” 

担心踩雷

苏黎世Focusright咨询公司的西比勒·鲍姆加特纳(Sibylle Baumgartner)表示，尽职调查(即跟踪整个供应链中发生的一切)对某些公司而言太过抽象。这家咨询公司主要帮助企业制定各项工作的优先顺序。

审核哪些供应商应该如何确定？是否应该将解决童工问题置于解决工作场所歧视问题之上？如果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基于销售高价药物或化石燃料贸易，而这种生意本身就容易产生风险，那又该怎么办？

联合国的《框架指导原则》提供了指南，但仍然存在未明确界定的领域。这意味着可能会出现公司没有注意到的风险。公司主要担心这些未明确界定的领域以及潜在的法律风险。

鲍姆加特纳指出：“你必须从存在最严重人权侵犯行为的地方入手。比如说，如果你从国际贸易商那里购买钴，则必须假定钴来自刚果，那里的矿山存在已知的童工问题。”

鲍姆加特纳补充说，在舆论场上，公司如果说他们不知情，是难以摆脱追责的。但是，很少有大公司能够将其产品一直追溯到源头。

雀巢每天从600万户农民那里采购原材料。维斯认为：“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风险，就需要知道原材料来自哪里。”雀巢公司知道70%的原材料来自何处，但他不确定是否能100%追溯到源头。

信心问题

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商业伦理学教授弗洛里安·韦特斯坦(Florian Wettstein)表示，公司强烈反对这项动议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尽职调查工作要么充满信心，要么缺乏信心。

他说：“公司称他们遵守联合国的《框架指导原则》，但是许多人知道，在尽职调查方面，他们没有做应做的事情。”他承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制药巨头诺华拥有超过10万家直接供应商，其供应链中还有50万家更为上游的供应商。该公司告诉瑞士资讯，其最大的尽职调查风险可能位于供应链远端，而试图评估和管理所有这些风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例如，在2018年，有指控称巴西农场在收获巴西棕榈蜡(某些药物的原料)时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  

这些指控并未直接涉及制药业，但诺华启动了一项调查，因为这种蜡可用于包衣药片。它没有发现供应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依然鼓励整个制药行业去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表明，大多数公司甚至都还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欧盟委员会发现，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公司对其人权和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而只有16%的公司对其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影响进行评估。

瑞士政府(德)外部链接于2018年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约130家瑞士公司中，只有20%的公司在评估自身风险。

企业责任并非法律责任

公司还表示，根据“企业负起责任-保护人类与环境”动议的条款，它们可能要为第三方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让它们感到不安。拟议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公司只对其“经济控制”下的实体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说明其含义。 

鲍姆加特纳在创立Focusright咨询公司之前曾在瑞士旅游业集团Kuoni和瑞士零售商Coop工作，他强调：“公司无法通过控制进口商来对真正有问题的矿山或农场施加影响。跨国公司与矿山之间有时存在四到五层的供应关系。因此，公司的目标不是去控制整个价值链，而是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这便是困境所在。” 

“企业负起责任-保护人类与环境”动议的发起人意识到了这一难题，于是他们在将动议提交公决之前，尽量缩小动议案文中的法律责任范围。作为发起该动议的委员会成员，韦特斯坦表示：“公司不会因为科特迪瓦的可可种植小农户的行为而被起诉，但如果他们不注意确保直接供应商保护人权的话，他们就会被起诉。这种对于公司的期望也并非不合理。”

ABB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瑞士资讯，公司“希望每一个为ABB工作的人，无论其是直接作为员工还是间接在我们的供应链中工作，都能尊重每个人的人权。”

罗氏(Roche)也宣称，公司肩负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的“重大责任”，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及其与供应商的关系中执行合规政策。

但是，许多公司担心企业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界线模糊，并且不相信动议关于“经济控制”的狭义解释会运用于实际情况。

雀巢公司的维斯说：“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完全是另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你要为供应链中发生的事情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该动议明确规定我们只需要确保直接供应商合规，那么我们会觉得更放心。我们与15万家供应商建立了合同关系，并在合同中规定他们必须遵守我们的政策。我们每年都会对其进行审核。”

雀巢正在面临科特迪瓦一群前儿童奴隶的起诉。他们声称雀巢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和其他巧克力公司涉嫌助纣为虐，明知故犯地购买童工生产的可可。雀巢公司表示，它正在进行反诉，并一直致力于打击可可生产中的童工现象。

替代方案缺乏约束力

“企业负起责任-保护人类与环境”动议的发起人表示，它的目标不是让公司在诉讼和赔偿受害者方面掏钱，而是要确保侵权行为压根不会发生。

韦特斯坦指出，英国等地要求公司报告为防止奴役所做的工作，这些例子表明“如果不采取制裁措施，很少有公司会采取行动”。他怀疑，如果交由选民公决的不含法律责任条款的反提案获得通过，那么情况很难会有改观。

布兰肯巴赫对此表示赞同。 “没有法律责任，便没有约束力，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平竞争环境，因为对公司的要求在实践中很容易被规避。”

欧盟即将颁布的立法会超出反提案中的内容。韦特斯坦警告：“如果瑞士不通过这项动议，我们将落后于欧盟。”

如果该动议获得通过，很难说是否会有大量的诉讼。苏黎世菲谢尔(Vischer)律师事务所国际诉讼和仲裁律师姆拉登·斯托吉尔科维奇(Mladen Stojiljković)透露：“瑞士不是一个好打官司的国家。原告必须满足很高的举证要求。此外，还很难获得对方掌握的证据。” 这使得在瑞士法院证明被告有过错非常困难。  

苏黎世大学的布埃诺估计：“如果真的有大量的诉讼，那就意味着瑞士公司的人权问题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