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裡的金融學,造福社會還是服務貪婪?
銀行資助大學培養未來經濟學家和金融家的學術講座,這是正常的做法嗎?兩位專家在這個問題上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這也反映了兩種對經濟和世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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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 今年3月,在瑞士信貸崩潰後,聯邦財政部立即委託專家進行了一項分析,以解釋為何 “大而不能倒 “原則在這一事件中沒有發揮作用。當時,新聞界和各政黨紛紛質疑財政部將這項工作交給Manuel Ammann教授的決定。這位教授雖是該領域的專家,但同時也是聖加侖大學瑞士銀行與金融研究所的所長-而瑞士信貸正是該研究所的共同資助方。
這再次掀起關於由私部門對大學教學和研究進行資助的爭論。與日本、英國和美國不同,在瑞士,這種做法仍鮮為人知或被誤解。
不過,此類資助呈現上升趨勢。根據聯邦統計局最新數據(2019年),聯邦層級的大學和綜合技術學校中,視不同機構,私人資金佔比從10%到41%不等。
當然,這部分的合作關係不僅限於金融學,還涉及醫學、藥劑學和一系列技術學科。
不過,如果以位列榜首的聖加侖大學(l’Université de Saint-Gall)為例,牽涉到的則是經濟學。該校擁有一所美式風格的商學院(business school),提倡一種對許多瑞士人而言非常之「自由主義」的世界觀。而從瑞士信貸獲得1000萬瑞郎(約合美金萬1130.82萬元)的資助的研究機構恰好地處聖加侖,這也不足為奇了。
在提契諾大學金融學教授兼瑞士金融學院(Swiss Finance Institute)院長François Degeorge看來,這不成問題。 他透過書面方式回覆了我們的問題,認為「銀行為非營利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與大學進行合作。這些基金會採取嚴格的科學化管理,以確保學術卓越性及大學和研究人員的獨立性。」
誰來買單?
Marc Chesney不以為然。身為蘇黎世大學(l’Université de Zurich)金融學教授,他直言不諱地批判「賭場金融(finance casino)」,並著有《永久性危機》(La Crise Permanente)一書。 他認為「從一家或多家大型銀行獲得資金,會誘使對機構保持緘默或維護其立場」。
他舉例直指某些研究主題「不符合公共利益」。 例如,「如何提高對沖基金所持投資組合的績效?」這位教授認為,「這些表現使已經非常富有的個體變得更加富有,將加劇社會不公」。
除了「奉迎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的問題之外,Marc Chesney 還對金融實踐和教學中充斥著20世紀80年代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為中心的思想家精神,也就是芝加哥學派 (l’École de Chicago)表示遺憾。該學派強調所謂的自由市場、個人自由和對政府乾預的不信任。
François Degeorge對此番分析進行了反駁,他認為「所謂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學派的主導地位只是一個傳說」。 他指出,在企業財務領域,股東價值的奠基模式可以追溯到1930年耶魯大學的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
而在市場金融方面,金融資產價格的基本模型可以追溯到路易·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於1900年在索邦大學(la Sorbonne)的博士論文。 瑞士金融學院院長指出「這些模型比米爾頓·弗里德曼還要早幾十年,而且仍然是目前金融教科書的支柱」。
永續金融?
那麼,實際上,這在課堂上能帶來什麼?Marc Chesney感嘆道:「在瑞士信貸危機爆發之後,我探討了這個問題,並向我的本科學生提問,其他教授是否對此進行過分析。顯然沒有,或者說分析得不夠。這是一個問題。」
然而,自2008年危機以來,教學工作發生了變化。在蘇黎世,Marc Chesney對他的教學進行了「深刻變革」,因為他意識到「當一個理論明顯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會繼續教授」。
他認為價值觀確實存在危機。「我問我的學生,他們的價值觀是什麼?他們的價值觀是純粹的金融價值嗎?」這位教授將自己定義為金融學的「解構者」。 顯然,這需要對他所解構的領域有精準認知。
François Degeorge也承認,作為一門應用學科,金融學的教學不斷發展,自2008年以來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穩定這一主題在課程中佔據了更重要的位置。最近,課程還引入了可持續金融和數位化。」
永續金融?在Marc Chesney看來,這不過是一個“矛盾形容法(oxymore)”,即一種將兩個含義相互矛盾的詞結合在一起的筆法。 他承認,「在瑞士另類銀行(la Banque Alternative Suisse)這樣的機構中,情況有所不同」。 但在他看來,大型銀行仍由賭場金融及其賭博的邏輯所主導。
不可調和
歸根結底,兩位教授在我們的社會如何進行財富分配的方式問題上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François Degeorge說:「在以私有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顯然,集體財富等於個體財富的總和。」除非這些財富中的一部分被集體化或國有化,而這顯然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所不願意看到的。
他同樣指出:「儘管如此,當集體需要重大投資時,金融可以提供支持。在19世紀時,正是由於瑞士信貸的創立,國家才得以為建設鐵路網絡提供了資金。」
但如今是21世紀,Marc Chesney直指「重要訊號都已亮紅」。世界呈現混亂無序,他列舉了氣候暖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烏克蘭戰爭等議題。這位教授呼籲進行「模式轉變」。 因為在他看來,一個利己主義和犬儒主義盛行的社會「無法解決這些迫切問題」。
正如我們所說,他們的分歧不可協調…
>> 重溫我們關於「拯救瑞信」主題的訪談(法):
(譯自法文:瑞士資訊中文部,編按:Samuel Ja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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