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她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名学生
尼娜·韦尔(Nina Weil)是居住在瑞士的最后一批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她于2023年11月初去世。来自加马拉尔(Gamaraal)基金会的安妮塔·温特(Anita Winter)回顾了这位女性的一生。韦尔认为，与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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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韦尔以91岁高龄去世前不久，她不得不目睹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如何面对一次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或幸灾乐祸，或保持沉默。
这样的局面一定非常令她十分震惊。多年来，韦尔向数以千计的中小学生讲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她的生平故事甚至被纳入苏黎世国家博物馆永久展览的一部分。
11月9日，也就是“碎玻璃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85周年纪念日当天，韦尔在苏黎世州去世。
长久的缄默
很长一段时间，韦尔都没有说出她所经历的难以想象的痛苦。直到30岁时，她才第一次告诉丈夫，德国坦克是如何开进布拉格的-她1932年出生于今属捷克的克拉托维，而当时她就住在布拉格。
她讲述了针对犹太人的隔离是如何开始的，以及1942年她如何与母亲一起被驱逐到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韦尔的手臂上被纹上了数字71978，那时她才12岁。
几年后，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我哭了很多次，”她说，“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名字了，我只有一个号码。我母亲承诺，等我们重获自由，我就会得到一个厚厚的臂章，这样就不会再有人看到这个号码了。她还说之后我还可以上舞蹈课。但我既没有得到臂章，也没有上舞蹈课。直到今天这个号码也还在我身上。”
讲述就是铭记
在过去的几年里，韦尔一次又一次地讲述着她的人生故事。她打破了多年的缄默，因为她相信自己必须见证曾经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小学生和老师来说，她不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带给了他们深深的感动。
她谈到了自己的母亲如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因精疲力尽而去世，以及在那一刻韦尔如何意识到从那以后她只能靠自己了。她试图解释焚化炉升起的烟雾的特殊颜色。
她愤怒地描述了看守的残忍行为，他们如何激怒自己的狗来攻击囚犯，以及如何射杀他们。她描述了她如何受到羞辱和被剥夺权利。她讲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她如何成功通过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筛选，如何在奥斯威辛和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
“我们一直走啊走，”韦尔谈到获得自由前的日子时说道，“那是在一月份。我们没有食物。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会在路边发现一些草。积雪就是我们的水。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农场，可以睡在马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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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仇恨的地方
韦尔始终指出，反犹主义和任何形式的仇恨都不应存在。仇恨和冷漠决定了欧洲数百万犹太人的命运-这种反人类罪至今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战争结束时，韦尔13岁-这与后来听她讲述故事的瑞士和世界各地的孩子的年龄大致相同。奥斯维辛集中营结束后，她在孤儿院长大，在那里她也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在接受实验室技术员培训后，她去了布拉格的一家医院工作。
1968年，当俄罗斯士兵进入布拉格时，尼娜·韦尔和她的丈夫碰巧去苏黎世附近的乌斯特(Uster)拜访朋友。“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他们在瑞士获得庇护，她开始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担任实验室技术员。
韦尔热爱她的工作。但到课堂上和教育机构讲述自己的经历，仍然是她的人生使命和热情所在。每次她当众讲话时，她都会感到压力很大，但她认为谈论大屠杀是她的责任，通过这些讲述才能让类似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
几年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年轻人应该了解欧洲的历史，他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总是说，我们有义务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并将其代代相传。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不应该变得冷漠。永远不应该。
在我们上次谈话中，韦尔表示她是“最后的大屠杀幸存者之一”。课堂上的学生和老师们都会怀念她和听她讲故事的时刻。
本文最初发表于《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作者是加马拉尔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
(译自英语：樊桦/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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