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信伊斯兰教？
女性割礼、一夫多妻制、穆斯林罩袍以及代表着男女授受不亲的拒绝与异性握手的习俗-伊斯兰教看似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诸多传统让瑞士既无所适从，又疑虑丛生。尤其是这些宗教习俗经媒体报道一再放大，让公众形成了伊斯兰教妇女饱受歧视的先入为主之见。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异域宗教传统与本土刻板印象因一纸布卡及尼卡帛禁令达到冲突的顶峰。尊重妇女权益的伊斯兰教真正存在吗？三位改信伊斯兰教的瑞士女人为我们讲述她们转教的初衷。
芭芭拉·威尔吉吉(Barbara Veljiji)登上层层台阶，大步走进这间温馨舒适的农家小屋。炉灶里，燃烧着的火焰噼啪作响，芭芭拉随手又添了几根柴火。她和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丈夫、三个儿子、侄女以及她的母亲共同生活在位于伯尔尼州Seeland的农场里，这里也曾经是她父母的老宅。
宗教学家苏珊娜·罗恩伯格(Susanne Leuenberger)撰写了一篇以皈依伊斯兰教的瑞士人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在接受瑞士联邦报(Der Bund)的采访时，面对瑞士媒体对转教者狂轰滥炸的态度，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批判立场。在她看来，虽然近年来瑞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群呈现出扩大趋势，但这一增长并不那么明显。
回溯改变宗教信仰的原因，转教者中的少数人归因于自己受到了非暴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吸引。此外，大多数转教者在他人眼里都被视为“古板的老顽固”。“我们必须把瑞士的穆斯林和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或者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区别开来，”苏珊娜说。按照她的描述，瑞士的穆斯林教徒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良好的社会融合，迄今为止几乎还不曾引发什么社会问题。
“瑞士伊斯兰中心”(IZRS) 的成员尼古拉斯·布兰寇 (Nicolas Blancho)也是一名瑞士籍转教者，如今他留着络腮胡，戴着穆斯林白色的礼拜帽。“我想，有朝一日留着大胡子的男人或者身着罩袍的女人不再引发公众的恐慌，不再被定义为‘非瑞士人’，这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1992年，23岁的芭芭拉改变宗教信仰，成为伊斯兰教徒。“对我而言，伊斯兰教就是理想的宗教信仰，”这是她改教最直白的理由。通过伊斯兰教，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9年前，她开始像传统穆斯林妇女那样佩戴头巾。平日里，她按时祷告，斋戒(即对饮食和性生活有一定限制)，并且“尽可能地”吃清真食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瑞士人，她只能对瑞士奶酪火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回归到自己的家庭角色定位，她却并不那么心安理得。芭芭拉挣得一直比丈夫多，因此虽然已为人母，她却始终是整个大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她的丈夫则退居二线，成为“家庭煮夫”。“我乐意工作，我不敢想象我不工作会是什么样，”芭芭拉说。
伊斯兰教“合乎逻辑”
来自瑞士中部地区的纳塔丽娅·达维奇(Natalia Darwich)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多年以来一直是教区的活跃人物。然而到了30岁左右，她忽然对天主教会产生了质疑。在上帝之外，耶稣也同样受万人崇拜，在纳塔丽娅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根本就不合理。梵蒂冈的富丽堂皇让她有亵渎之感。就连忏悔也无法让她信服，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会刻意编造出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孽行径”，以便让坐在对面的牧师对此满意。
所以她最终没有再迈步走进教堂，转而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精神层面的话题。正因如此，她对伊斯兰教经典有所涉猎，接触到了《古兰经》，并且从头到尾地通读了两遍，由此找到了通往伊斯兰教的智慧之径。“伊斯兰教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帮助我找到了我需要的答案，”纳塔丽娅解释道。对她而言，伊斯兰教是“裨补缺漏之后的基督教”。
纳塔丽娅嫁给了一名黎巴嫩人，并成为一名伊斯兰什叶派教徒。她周围的人对此并没有显得太惊诧。如今，她已年近不惑，和丈夫走过了七年之痒。3年前，纳塔丽娅开始习惯性地佩戴穆斯林头巾，也就是那时，她辞去了曾经热爱的工作。
在迪拜的顿悟
早在诺拉在公开场所用一块尼卡帛遮掩住面部之前，她已经与一名改信伊斯兰教的男人结婚多年，并共同生育了5个孩子-虽然根据小道消息，她的丈夫还有第二个老婆。她本人拥护一夫多妻制，这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她也因此成为最为知名的转信伊斯兰教的瑞士女性。她办过大型派对，对佛教也同样兴趣盎然，常年坚持素食。
18岁那年，诺拉·伊利(Nora Illi)远赴迪拜旅游。在穆安津(Muezzin，即在清真寺尖塔上报告祷告时间的人)召唤宣礼的歌声中，她骤然获得了顿悟。回到瑞士以后，她于2002年改信伊斯兰教。就在她转教的两周前，她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卡西姆·伊利(Qaasim Illi)也刚刚改教为伊斯兰教徒。目前，他们俩都是瑞士激进派伊斯兰组织“瑞士伊斯兰中心”(IZRS，德)外部链接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其他组织相比，这一民间发起的机构因与极端分子及对天主教传教士抵制分子保持联系而饱受争议。
诺拉坦承，起初她也对穆斯林女性抱有一定的成见。“我原本以为，伊斯兰教中的女人是受到压制的，”她说。但她逐渐意识到，许多先入之见都带有文化局限性，事实上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习俗，譬如穆斯林女性在大众心目中的被动角色和负面形象。在伊斯兰教家庭中，女人同样能自由地走出家门，积极地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找到两种价值观的共识
在与这三位女性的促膝长谈中，她们能逐字逐句诠释《古兰经》经文，并尝试着在字里行间找到与西方价值观的共通点。有时候，她们会为穆斯林的种种戒律与禁条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辞，但有时候，她们也会闪烁其词，刻意回避或者妥协让步。就拿芭芭拉来说，她也不得不承认，《古兰经》中明文指出，当女人拒绝对男人俯首听命的时候，男人可以殴打女人。“当然，无论如何殴打都是一种过火的行为。然而它与宗教无关，在《旧约》中也同样存在体罚，”她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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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斯兰教围绕同性恋所指定的禁条，诺拉无法苟同。对这个成长于对同性恋态度宽松开明的国度的女性来说，只需在公共场所禁止同性恋行为即可。与此同时，她也主张所有人都应该拥有与配偶长相厮守的权利，对同性恋群体而言也应如此。“我是个宽容的人，”她总结道。
由于根深蒂固的瑞士文化根基，这三名女性显然完全认同瑞士的价值观，尤其是女性的自主解放。对她们而言，宗教与文化之间泾渭分明，不可相提并论。反观自身，身处西方社会中的她们觉得自己始终在宗教上有所缺失，而伊斯兰教则填补了这一空白。
自信的转教者
诺拉不止一次地因为裹着面纱示人和侃侃而谈一夫多妻制而惹上麻烦，她彰显的这两个特征让她在外界眼中成了典型的受压迫的女性符号。而与之相反的是，她的行动力又显得如此自信和特立独行，其他两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受访者也是如此。诺拉渐渐地从一个坚持素食主义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偶尔做做兼职的母亲，但如今，她只吃清真食物。虽然这三个文化上隶属于瑞士、宗教上皈依于伊斯兰的女人生活习惯大同小异，但她们当年转教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们自主自愿地作出了皈依伊斯兰教和遵守其宗教习俗的决定，至今，她们也仍然过着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
她们展示给外界的独立形象与佩特拉·布莱希(Petra Bleisch)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在佩特拉题为《瑞士的伊斯兰教法》(Gelebte und erzählte Scharia in der Schweiz外部链接，即根据伊斯兰教经典的内容，对教徒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做出的约束性规定)的博士论文中，他专门探究了改信伊斯兰教的瑞士女性的行为。“我接触到的所有女人，对阿訇(伊斯兰教宗教场所首领及德高望重者的尊称)都抱有批判态度，”这位社会学学者在和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谈话中提到：“她们批驳保守的阿訇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定位。”无论她们有多么坚守伊斯兰教的教条，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瑞士女性转教者的文化根源，仍然促使着她们本能地自主决定她们最终的生活方式。
究竟有多少瑞士人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截至目前还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数据。在瑞士改信伊斯兰教的仪式往往并不那么正式，畅谈教义、接受大净(伊斯兰教净礼的一种形式，即按照教法规定以水净身)，这就足够了。
粗略估算，大约有1万名改信伊斯兰教者定居于瑞士，占穆斯林居民总体人数的2%至4%，其中女性占据绝大多数。继2001年9·11事件之后，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瑞士改信伊斯兰教的群体出现了显著增长，原因暂且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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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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