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十四个包子与一个烙饼的告别

金亦然教授于2015 年10 月在日内瓦大学举办的中国科技与文化大会。 中国驻瑞士使馆提供

我与中国的渊源几乎始于一种巧合。1992 年，我跟随一位痴迷东方语言的朋友，开始了在日内瓦大学的求学生活。学习之初，我选读了法文、中文和阿拉伯文，隐隐约约觉得这种分散的方法能助我更好去了解世界。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我必须承认，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我因此变得更为聪明，而是这种选择所带来的许多经验绝对拓宽了我的视野。

特别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它们质疑又丰富了我们看人待事的一贯方式，为我打开了一方前所未有的眼界。

和日内瓦大学文学院的许多学生一样，我有幸能在那时候上崔文·比勒特太太的中文课。从她而来的许多回忆，如今仍陪伴在我的日常里，而作为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瑞方的院长，与中国交流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金亦然教授(Prof. Basile Zimmermann)

瑞士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瑞方院长。曾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并于1997-1998 年间就读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3-2004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的夏天。为期五周的生活，我居然带上了吉他和萨克斯管随行，不知道是不是怕自己会生闷，如今想来，对我自己当时的逻辑真有点困惑……总之，那一段在北大度过的时光很美好，这正是我今天想说的，对于一个瑞士青年来说，遇见了很多的不同。中文不灵光当然是个障碍，不过我很幸运地得到了留学生宿舍一名巴勒斯坦学生的陪同，在单车的海洋中环城漫游。中国发展得很快，真的很快，是那一年夏天，我在北大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通讯地址。

我从少年时起就对武术产生了延绵长久的兴趣。先是柔道，后来也学了一点合气道和空手道。1994 年在北京的夏天，我遇到了一位武术大师，她建议我每天早上到她的武术馆进行三个小时的个人训练。我在她那里呆了三周，以一种记忆高于身体表现的速度学习，因为在这三周里我居然学了三套长拳，就是说每周学了一套!

清晨我四点半起床，需要骑大约45分钟自行车到西直门。那辆飞鸽牌自行车是我从北大附近的一个商家手上买来的。到了武术馆附近，我总是在一个卖包子的小贩前停下来。我发现了在练武前吃得少一点比较好，所以就买一个包子。“就要一个？”卖家问我，显然对这小数量表示惊讶。

三个小时的训练后，我在返家的途中又在那里停下来。“ 你好，我要十三个包子”。“ 十三个？”卖家又问我， 对这个食量感到吃惊。几天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总是在我开口前就把我要的数量递给我。这段单车之旅的回忆很美好，饱餐一顿包子后，一路慢慢地骑着回北大。

到了这段日子的尾声，北大通知我，因我不再上任何语言课，需要把房间腾出来。按照原计划还有一周的武术课程，我因此决定住进武术馆附近的一家旅馆。当时，外国人不能在不属于接待外宾的地方留宿。但那里的员工依然接受了我，要我保持谨慎。

每天早晨5点，我会小心奕奕地从酒店出口连接的胡同出去继续我的武术训练。由于是从城的另一端去武术中心，我也不再吃包子了，早餐换成了动身前在房间里喝酸奶。那条昏暗的胡同经过各种建筑，还有一个散发恶臭的露天垃圾堆。每天清晨、下午和傍晚，那个总呆在垃圾堆旁的男人会令我觉得惊讶。他总是以一种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浅睡在一辆三轮车上，似是准备要离开。他穷苦的样子让我觉得痛心，衣着和栖息的地方也没舒适可言，使我深感难过。后来我觉得他该是个拾荒者，因为他的三轮车里装满了空罐子，罐子里的东西似乎已经清空倒在旁边的一个垃圾堆上。整个星期，每经过一次，我都犹豫着想给他点钱，但我始终没找到一个好的借口去跟他讲话。这个男人经常睡着，我不敢把他叫醒，也担心会让他不自在。

启程回瑞士那天，我需要一大早乘出租车去机场，在酒店员工的建议下，我计划先去大路上打车，让司机驶到我住的旅馆来，然后带着我的大手提箱和乐器上车。由于急着出发，唉! 我竟然忘记了买酸奶。记得去打车的时候，我还饿得胃痛起来。穿过胡同的时候，我像以往一样经过那个拾荒男人的三轮车。那一次，尽管是在大清早， 他却起来了。手里拧着一个装着两个烙饼的塑料袋。烙饼金黄，烤得正好。他吃了一个，似乎心情不错。我又一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给他点钱好而觉得遗憾。我跑去叫了出租车。

几分钟后，我终于截到了一辆车，但司机不愿驶进胡同来。他说他会打着表等我。在跑步回旅馆的路上，经过那辆三轮车时，我看见那个男人朝着我微笑，并将他手上的袋子递过来，示意我拿走另外的那个馅饼。我又惊又喜，这简直如雪中送炭。我狼吞虎咽起来，烙饼好吃极了。在旅馆取东西的时候，我终于做了个决定：我要送他100 元，就说我要回瑞士，不再需要这些钱好了。几分钟之后，我沿着胡同往回走，当走过垃圾堆时，却见不到男人和他的三轮车的踪影。那是第一次我到处都看不到他， 因为赶时间，后来我只得跟着出租车走了。

在去往首都国际机场的路上，坐在车子的后排，我的神还久久地停顿在那一刻的交流。在那之后，我还有过多次在中国小住的经历，包括1997 年在语言大学学习的一年，以及2003 年在北大社会学系学习。

然而中国给我最初始的记忆却似乎一直定格在： 从一个远不如我富有的人手上，我获得到过一份馈赠。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