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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殖民地的瑞士为何经历了去殖民化

Persone in rango con fucili davanti a delle finestre.
20世纪40年代,瑞士慈善协会在阿尔及尔组织的射击训练。 Archivio federale svizzero

60年前,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对当地的瑞士人社区来说,这个时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里,我们讲一讲瑞士与殖民主义的纠结关系。

1942年初,《洛桑公报》(la Gazette de Lausanne)的一位记者写道:”在遥望北非肥沃的萨赫勒平原时,我突然看到,在占地数公顷的大片葡萄园中,立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苏黎世,10公里。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那一年,大约有2000名瑞士公民定居在阿尔及利亚。那里曾是瑞士在非洲仅次于摩洛哥的第二大殖民地,也是瑞士最大的海外殖民地之一。阿尔及利亚与瑞士的关系-虽深植在殖民背景之中-至今依然紧密。

瑞士殖民之源头

瑞士人首次向阿尔及利亚移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在法国占领该国后不久。法国积极鼓励瑞士和德国人前来移民,部分原因是为了平衡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马耳他的自发移民流。

历史学家Marisa Fois对这个北非国家的瑞士移民历史做了专门研究,她说:”阿尔及利亚的瑞士移民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远赴他乡。许多来自瓦莱州和提契诺州的移民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则是在阿尔及利亚投资私人资本的瑞士企业家。最著名的这类移民案例要数塞蒂夫殖民地:拿破仑三世将2万公顷的土地授予一家日内瓦公司,而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便是红十字会之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

准殖民主义做法

联邦并没有严格的殖民计划。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案例显示出,瑞士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法国的)殖民结构-无论是通过企业扩张,还是通过移民迁入。Marisa Fois把瑞士的殖民方式形容为”准殖民主义”。

从20世纪初开始,作为瑞士价值观的代言和瑞士商业扩张的基地,海外瑞士人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也促进了“准殖民主义”的发展。

与此同时,“第五种瑞士人”(这一称谓出现于1938年,那一年,列托罗曼语被定为第四种国家语言)的归属感确保了海外瑞士人社区内部的凝聚力,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困难时期尤其凸显。

“紧密团结在瑞士驻阿尔及尔领事馆周围,居住在法国北非三大殖民国的瑞士人表现出最强烈的爱国精神”,上文提到的《洛桑公报》文章如此写到。

Donna versa minestra a un gruppo di bambini.
1941年,瑞士移民社区在阿尔及尔Bouzareah区组织的夏令营 Archivio federale svizzero

海外瑞士人和外交斡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重新兴起。一开始,当地的瑞士人社区与冲突保持距离。”起初,人们觉得这只是阶段性事件,对殖民生活不会产生影响。”Marisa Fois指出。

然而,随着冲突的继续,紧张和恐惧也日益加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申请恢复瑞士公民身份,瑞士政府也着手展开遣返事务。

瑞士在其他层面上也参与了阿尔及利亚战争。1962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经谈判,签署了《埃维昂协议》,最终实现停火。在这一过程中,瑞士外交代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这也是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的决定性一步。同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

瑞士也是许多阿尔及利亚难民的避难地。据说,正是在1954年伯尔尼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在那里做出了“拿起武器反对法国殖民政权”的决定。

期待落空

瑞士当局积极接收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难民,努力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这些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瑞士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

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瑞士移民对瑞士政府在冲突中的中立立场表示质疑。瑞士外交部的谈判角色更是将瑞士殖民社区置于秘密军事组织OAS的威胁之下,该组织是阻挠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准军事组织。

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瑞士人也受到了独立战争的沉重打击;仅在1961年,就有14人死亡,10人被绑架。”斡旋政策虽然有助于促进未来与新成立国家的良好关系,但却与阿尔及利亚瑞士移民的期望相悖。”Marisa Fois分析道。

逃离阿尔及利亚

从1956年起,迁出阿尔及利亚的瑞士人人数超过了迁入人数,因此遣返瑞士公民的问题成为瑞士官方的优先事项。1958年,在联邦的支持下,一个支持海外瑞士人的团结基金得已建立。

《埃维昂协议》的签署、独立后的动荡局面,以及1963年外资财产的国有化政策等诸多原因导致欧洲人彻底迁离了这个北非国家。

联邦政府为海外瑞士公民提供遣返援助。但对于那些离开阿尔及利亚的人来说,迁离往往意味着放弃全部财产。瑞士政府力图组织动产的回迁,但在国有化不动产的赔偿方面,瑞士外交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在瑞阿贸易协定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不仅成功无望,甚至可能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因此,瑞士政府选择了一条务实的道路。瑞士前埃维昂协议首席谈判代表Olivier Long大使在1968年的一份说明中写道,面对阿尔及利亚,需要”像对待一个难缠的孩子那样,表现出耐心、宽容和大度”。

家乡亦他乡

对从阿尔及利亚返乡的瑞士人来说,在家乡的境遇远非令人满意。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比预期的困难许多,不少人觉得自己是”故乡的异乡人”。“第五种瑞士人”的理想化形象遭遇现实的冲击。

意识到与阿尔及利亚谈判成功的机会不大,阿尔及利亚及海外遗散瑞士人协会(Assaom)要求瑞士联邦负责赔偿事宜。但后者拒绝了这一诉求,政府担心这样做一方面会削弱其谈判地位,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其他团体也提出类似要求。

“剥离”殖民地的漫长过程

争论持续了几十年,阿尔及利亚瑞士移民的诉求也提交给了海外瑞士人组织。这一议题多次出现在海外瑞士人大会的议程上。阿尔及利亚及海外遗散瑞士人协会与欧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类似协会联合起来,给瑞士政府施以更大的压力。

联邦多次争取从阿尔及利亚或法国方面获赔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89年,联邦委员会最终放弃了向阿尔及利亚的索赔。2000年,海外瑞士人大会也终结了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议题讨论。

尽管如此,阿尔及利亚的案例仍然是前殖民者难以应对去殖民化进程的典型案例。从这一角度讲,阿尔及利亚的瑞士移民与其他国家的殖民者无甚区别。用Marisa Fois的话说,他们唯一的不同点是:瑞士人经历的是”没有殖民地的去殖民化”。

(译自法语: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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