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初创公司颠覆全球医药付费模式
驻址于巴塞尔的初创公司Lyfegen希望病患和保险公司未来无需再耗费巨额开支为药物买单。其首席执行官认为,截至目前,该公司所开发出的技术已然能达成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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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Lyfegen公司所怀揣的抱负时,吉里什·费尔南多(Girisha Fernando)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或拐弯抹角。“我们想要改变医疗保健系统,”在巴塞尔最繁华的商业区一栋毫不起眼的大楼里,这家成立仅五年的医疗保健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言简意赅地告诉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这关乎生死存亡。就因为保险公司不知道该如何支付某些药物的费用,有些病人最终就没能得到治疗。”
恐怕没有比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基因疗法Zolgensma更好的例子了,费尔南多说道。当其瑞士制药巨擘诺华(Novartis)于2019年推出该疗法时,这款一次性注射药物疗法因其惊世骇俗的2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412万元)高昂定价而成为全球各大媒体报章头条,但这家制药业巨头则辩称,这款重磅新药的售价,要远低于该疾病在长达十年的治疗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现有疗法和护理的总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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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像瑞士这样的富裕国家,有身患这种致命遗传性疾病孩子的家庭,也要为了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而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相关卫生管理部门不愿为单个患者特批并支付定价如此之高的药费。
近年来,患儿家庭所面临的这种进退维亟的困境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与此同时,众多大型制药公司纷纷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个性化医疗(英)领域。与采用“一刀切”模式普遍适用于一般病患的药物截然不同,个性化医疗是根据病患个人独特的遗传特征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法。就和Zolgensma一样,对病人而言,很多个性化基因疗法有时只需一次针剂注射或输液,就能起到从根本上扭转病情的作用,甚至挽救他们本已垂危的生命。然而个性化医疗令人瞠目结舌、望而生畏的价格,已经让私人保险公司、构建在医疗卫生系统之上的政府等各方医疗费用支付者们震惊不已。
不少人开始正视这一症结。和绝大多数企业家一样,费尔南多从中看到了可以创建一家专注于利用新的付费模式来应对各种复杂新型疗法公司的绝佳契机。2018年,费尔南多和他的两位商业合作伙伴携手打造了一个能对某一医疗费用支付者与一家制药公司-签订的数千份合同进行分析的技术平台。该平台期冀达成的目标是: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自己所需的药物,而且药物价格绝不会成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阻碍。
经过5年的快速成长,现如今Lyfegen公司已拥有了25名员工。费尔南多表示,公司已准备就绪,即将扬帆启程进军全球规模最大的医药市场-大洋彼岸的美国市场。
灵光乍现
费尔南多一番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和毫不掩饰的雄心壮志,与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谦虚和蔼形成了强烈反差。“医疗保健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充斥着太多太多的难题和争议。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带几分鲁莽、任性,”这位33岁的年轻企业家在接受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采访时坦言。
眼前的费尔南多脚上穿着眼下正时髦的运动款Veja小白鞋,身着简约风运动夹克衫,上装左胸前的口袋里还露出一方小小的手帕。在他看来,自己骨子里那股铤而走险的心气和敢于挑战现状的精神都归功于他的父母和特殊的成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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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三岁那年,他的家人为了逃离斯里兰卡战乱,携带家眷辗转来到瑞士。在难民庇护中心栖身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父母最终在巴塞尔找到了赖以谋生的工作,母亲成了一名教师,而父亲则在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就职。
“我的父母不得不放弃原本拥有的一切,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为我们的家庭开创全新的生活,”他告诉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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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药品时代的终结
幼年时代的费尔南多相继在本地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就读,和不少周边邻里家的孩子以及在瑞士制药业担任高管的外籍人士的子女们成为挚友。他也掌握了多门语言,可以游刃有余地在英语、标准德语、带有巴塞尔本地方言口音的瑞士德语以及法语之间自如切换。求学期间,他在农业化学品巨擘先正达(Syngenta)公司和制药业巨头罗氏集团(Roche)先后完成了实习和兼职工作,并于毕业后顺利留在了罗氏,有望成为罗氏集团史上最年轻的管理层人员之一。
然而就在29岁那年,他果断放弃了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的安逸舒适工作,转而选择了初创企业创始人不稳定且前途未卜的生活。当那个让他确信值得为之冒险的念头从脑海中闪现时,他仍就职于罗氏。那时候他恰好在为药物定价和市场准入提供技术支持的IT部门工作,而彼时罗氏集团正开始加大对个性化医疗的投资力度。
费尔南多亲眼见证了药物报销过程中存在着令人生畏的效率低下现象,以及处理庞大的医疗数据所带来的诸多挑战。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像Zolgensma这样的疗法进入医药市场,类似的挑战只会愈发严峻。
他开始坚信,对全新的医药付费模式的需求已迫在眉睫,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技术力量。借助来自巴塞尔一个富庶殷实家族提供的种子基金以及几位创始人的个人储蓄,费尔南多和其余两位联合创始人尼科·摩斯(Nico Mros)及米歇尔·莫勒(Michel Mohler)结合各自所掌握的医疗保健、金融与技术知识,于2018年底创建了初创公司Lyfegen。
系统变革
这家公司从创始之日起,便聚焦于在医疗费用支付者和制药公司之间既有的传统财务交易中,寻求该如何节省费用。不过费尔南多表示,这家初创公司真正的内核在于,能创造出将他所强调的“价值”进行整合的全新医药付费模式。
保险公司或医院传统上一般会根据提供给患者的药物的剂量或数量向制药公司支付费用,而不会去考虑药物在实际使用时是否能达到疗效。然而,由于目前有些治疗方法所耗费的金额动辄高达数百万,因此身为医疗费用支付者的保险公司变得越来越严格、谨慎,他们会斟酌相对于现有治疗方案而言,某种售价不菲的药物在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方面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现行医疗付费模式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医疗费用支付者并不是以月份为单位收到一份患者在数月内需要服用的抗癌药物的对应账单,而是需要在无法保证药物切实有效-特别是确保长期药效-的情况下,为一小部分病人一次性支付210万美元。鉴于这种模式带来的风险,眼下很多保险公司都在扪心自问,是否应该为这些全新的个性化疗法买单,以及该以何种合理的方式去付费。
“制药业当前的商业运营模式,与这些一次性可治愈疾病的全新疗法格格不入,但我们现行报销制度的设置,并不适用于个性化医疗的付费,”费尔南多评价说。目前,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细胞和基因疗法总计超过1000种。倘若它们之中最终仅有一小部分能够进入市场,那么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英)外部链接就会增加3000亿瑞郎(折合人民币约为22.130亿元)。
由于政府拒绝支付高昂的药物价格,而制药公司则纷纷通过将旗下药物撤出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反击报复,显而易见,最终的输家只有患者-这惨痛的一幕已经相继在巴西、英国和其他地方上演了。就在两年前,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致力于开发针对严重遗传病和罕见病的基因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蓝鸟生物(Bluebird Bio),在未能说服德国政府为其定价为180万美元的基因疗法Zynteglo买单后,决定将这款针对β-地中海贫血患者的一次性基因疗法产品撤出欧洲市场。
多年来,保险公司一直在讨论引入疗法“基于价值计费”的定价合同,也就是把相应缩减住院治疗天数所节省的费用等因素纳入定价和报销制度。然而截至目前,它们还始终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如果一款药物能彻底治愈一名已经让医疗系统花费了1000万美元还没能治好的病人,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该花350万美元去购买这款药物呢?”费尔南多反问道。“医疗卫生系统能足足节省650万美元。但如果没办法去核算出确切省下了多少钱,就很难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服他人。”
Lyfegen公司搭建的平台,能通过将合同数字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能连接到医院系统,将来自各家医院关于患者治疗结果的真实数据进行整合,继而采用智能算法研究某款药物对于患者的真实疗效如何,从而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这款药物的价格,自动生成相应的价格合同,促使医疗服务机构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该平台还可以对数以千计、甚至有可能数以百万计的海量级合同进行综合分析,最终确定什么样的付费模式对特定药物或医疗费用支付者更合理。
打个比方,如果病人在接受某种药物治疗30天以后还没有任何改善,那么这款药物背后的制药商就要同意全额退款。
费尔南多表示,由该平台生成拟定的合同涵盖了无穷无尽的情况。他声称,Lyfegen公司拥有目前世界上最海量的公共药品及医疗器械定价协议库,总计包括2000份左右不同的协议。
蒸蒸日上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这家初创公司,目前正面临关键时刻。回顾过去5年业绩,它已为葡萄牙、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共计15家医疗费用支付方拟定并执行了400多份基于价值付费的定价合同。全球规模最大的十大制药企业中也有8家已向其支付了年费,以获得该平台的访问权限。
不过对于该公司而言,最大的目标当属美国市场,因为美国为65岁或65岁以下符合资格的民众所设置的医疗健康保险计划-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将正式开始与制药商们直接展开价格谈判,从而为某些药物制定所谓的“最高公平价格”,而基于药物的价值进行定价,预计会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眼下正不断在巴塞尔和纽约之间往返奔波的费尔南多坚信,通过“征服美国”,Lyfegen公司势必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盈利。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障碍,便是需要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搭建起销售团队。该公司已经筹集了大约100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aMoon风险投资基金。鉴于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投资热潮已日渐消退,许多风险投资人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因此,这家初创企业必须学会该如何去说服和吸引风险投资人。
不仅如此,费尔南多还必须在负荷过重的医疗系统和以利润为驱动的制药公司这两者利益竞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医疗保健行业,每一方和他人都存在利益冲突。我们扮演的就是‘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帮助医疗费用支付者负担得起病人的治疗费用,另一方面让病人获得更多的治疗机会,”费尔南多说:“我们身处于支付方和制药公司之间,有点儿像瑞士所秉承的中立角色。”
(译自英文:张樱,编辑:Virginie M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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