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形象
瑞士在当今世界上是一个什么形象？我们与瑞士外交方面的两位重磅人物劳伦特·韦尔利(Laurent Wehrli)和法比安·莫利纳(Fabian Molina)进行了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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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的形势是： 全球危机与日俱增，而且各种危机相互叠加。造成的结果就是地缘政治状况日益复杂。瑞士应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如何定位？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什么形象？
劳伦特·韦尔利(自由民主党)和法比安·莫利纳(社会民主党)是国民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韦尔利自年初以来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瑞士哪些外交政策行之有效，哪些行之无效？
劳伦特·韦尔利：在与欧盟的关系上，我们显然动作太迟缓了。我们没有树立好与欧盟进行良好合作的决心。但这并不是外交政策或外交部的错，是我们的内政产生了影响。从国际层面上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议会没有拿出足够的资金发展与欧盟的合作，实际上我们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5%就够了。
我们利用外交政策来收拾之前经济挂帅造成的烂摊子。
法比安·莫利纳(Fabian Molina)
法比安·莫利纳：瑞士在外交上做出了许多努力，也因此在国际上仍然享有良好的声誉。我们被公认为是一个没有暗箱操作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优势。然而，我们外交政策欠缺的是一致性，这也与外交部长伊格纳齐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的行事做派有关。他发明了这样一句话：外交政策就是内政。我想反过来说：内政就是外交政策。我们在瑞士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到地球另一端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在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受到侵蚀的情况下，瑞士更应该为地球上的生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瑞士真的有外交政策吗，还是只有对外经济政策？
莫利纳：瑞士仍然主要奉行对外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起，瑞士才开始有外交政策，但也要看领域。在遇到问题时，瑞士首先会考虑经济利益，外交政策被置于经济利益之下。
韦尔利先生，您同意吗？
韦尔利：是也不是，我们当然有对外经济政策，这很重要，而且影响很大。但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奉行的是外交政策，而不是经济政策。例如，正是瑞士的外交政策为莫桑比克北部带来了和平，这不是对外经济政策在起作用。
莫利纳：莫桑比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士为和平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那是在瑞士信贷银行通过腐败交易毁掉莫桑比克并使其陷入债务危机之后的事了，这场危机也助长了那里暴力的升级。然后，我们再利用外交政策来收拾我们之前造成的烂摊子。
韦尔利：但是瑞士信贷银行并未告诫联邦委员会：“不插手莫桑比克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腐败可以让我们赚钱”。因此，经济政策并没有牵制外交政策。瑞士所做的具体事，如在孟加拉国或黎巴嫩建设难民营，当然也与经济政策无关。
中东战争也撼动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包括对瑞士所充当的角色有什么影响？
莫利纳：这将令采用“两国解决方案”保障一个持久、公正和平的局面变得更加困难。我仍然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是该地区的唯一和平保障，之后国际社会将需要更多地讨论后续问题，而这时候瑞士便可以发挥作用了。
欧洲如此明确地站在以色列一边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欧洲要担起制止这个历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的责任。而全球南方国家则不理解西方为何双标做事。
无论从哪个立场，所有针对平民的攻击和手段都是不可接受的。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尤其应该明确这一点，何况与德国、法国或美国相比，我们在全球南部的形象还是要好一些的。
韦尔利：的确，哈马斯10月7日发动恐怖袭击之前和之后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并不只是一句“西方支持以色列，阿拉伯支持巴勒斯坦人”这样简单，我们再次陷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中–再加上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也火上浇油，发起一系列冲突。
同样令我担忧的是，无论是巴勒斯坦人民还是阿拉伯国家至今依然没有意识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软弱无能。
议会最近讨论了取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拨款。瑞士以此想表达什么立场？
韦尔利：这笔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拨款只是2000万瑞郎，而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了8600万瑞郎用于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其他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这表明了瑞士愿意伸出援手的意愿。
瑞士一直与哈马斯有直接接触，而现在却在讨论对哈马斯的禁令。这说明了瑞士的什么态度？
莫利纳：瑞士一直都能与所有人对话，这一点也深受以色列政府的赞赏，瑞士将继续这样做。
与哈马斯的对话成功吗？
莫利纳：目前没有对话，只有一个联络对策。如果指解救人质，那么瑞士做到了。是的，如果拯救生命算是一种成功的话，那么瑞士成功了。
该地区危机的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伊朗，瑞士与伊朗有特殊关系–这还能说得过去吗？
莫利纳：当然不能，当我们说“支持以色列”时，这也意味着要疏远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伊朗。但瑞士尚未明白这一点，一直被中立和斡旋这样的教条理念所牵制。中国仅用了六个月就取代了瑞士，在伊朗实现了促进和平的合作，并因此而取得了比瑞士过去30年通过外交政策取得的更大的成就。瑞士现在必须改变对伊朗的态度，欧盟国家已经这样做了。
韦尔利先生，瑞士的斡旋功能结束了吗？
韦尔利：没有。我们接受美国的委派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伊朗的国内政策。中国当然可以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进行交涉，但中国在加沙则完全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这又回到了外交政策还是对外经济政策的话题上：中国政府拥有比瑞士政府更大的资金支配权，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存在局限性。
瑞士国防部长希望与北约走得更近，这与中立相符吗？
莫利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提出了一个问题：欧洲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因此，俄罗斯绝不能赢这场战争，我们必须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民事支持，同时也要为加强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秩序出一份力。因此，瑞士必须在政治上向欧洲靠拢，为和平政策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美国可能会在下届大选后失去对欧洲的兴趣。
然而，与欧洲的军事靠拢将违反中立原则。
莫利纳：中立主要是一个军事术语，我们不结盟，不参与战争。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使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但我们必须将这一回旋余地用在积极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行动上。
中立是为瑞士服务的一项工具。
劳伦特·韦尔利(Laurent Wehrli)
韦尔利：如果瑞士与北约走得太近，近到一定程度就不再中立了。但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宪法来进行风险分析，宪法规定：保卫瑞士及其居民。所以我们必须相对地看待与北约进行的试探性会谈。我们从未说过要加入北约，但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进行交流是没问题的。
乌克兰冲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冲突都离我们更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国防问题，这会引发有关中立的讨论。中立是为瑞士服务的一项工具。在瑞典，中立已不再是有利于国防的工具，因此瑞典加入了北约。
瑞士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已有一年，但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消息……
莫利纳：这是媒体的问题……
……还是安理会运转有问题？
莫利纳：安理会几乎总能找到解决方案。在正常情况下，安理会运转得很好，能够履行作为世界和平卫士的职责。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正常，联合国需要改革，瑞士希望为此贡献一份力量，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的多边体系延续了殖民时代的权力不平衡状态，现在，每个国家也都希望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要明确哪些要求是合理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多边主义不能再以现在的方式继续下去。
西方国家必须将他们的价值观贯彻到行动上。否则，瑞士也会有问题。
劳伦特·韦尔利(Laurent Wehrli)
联合国真的在世界各地都被公认为是正确的吗？
韦尔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危机的连锁反应，危机不仅接踵而至，而且相互重叠；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带来到危机。这是在制定《联合国宪章》时， 未能预见的问题。联合国面临的是，要么改革成功，要么失去影响力和作用。
国际日内瓦将发生什么？为了节省取暖费，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已经关闭了几个星期。我不想说得太消极，但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更大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我们必须确保西方国家也能将他们的价值观贯彻到行动上。同时，必须坚持进行对话并找出解决方案，否则，瑞士也会有问题。
莫利纳：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自己坚守这些价值观。但100年来，西方一直在以同样的家长式作风做事，当联合国以多数票通过联合国税收公约时，瑞士联邦委员会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家长式作风说：“我们将在经合组织内也这样做–而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在其中。联邦委员会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做不到，这会令这些国家负担过重。而我们这种做法只能会使这些国家进一步远离多边主义。所以我们在做事说话之前，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价值观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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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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