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怎样将贪官赃款干净归还？
为了防止某些国家权贵的大笔不明钱财重新卷入贪污腐败的魔圈，瑞士通过发展援助项目将这些资金归还给相关国家。但这种“家长制”做法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正面反馈。
长期以来，瑞士一直被认为是权贵藏匿不法资金和腐败赃款的老窝，它想甩掉这顶帽子。对于赃款的态度，其实瑞士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谨慎：一旦发现可疑资金，瑞士便会经常自发提供法律援助，及时向相关国家报信，而不是收到来自他国的法律援助请求后才采取行动。
而且瑞士还找到了一条将这些大笔资金归还相关国的途径：倘若法律援助不成功，或资金在濒临崩溃的国家有可能重新卷入腐败时，瑞士会通过资助“公益项目”的方式让资金重新回到相关国。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以这种方式返还权贵不法巨款，瑞士外交部介绍，在美国、英国和泽西岛，均可以通过发展援助项目归还巨额可疑资金。巴塞尔治理问题研究所国际资产追回中心主任Gretta Fenner，专门研究非法所得资产的归还问题，她总结道：“瑞士在发现此类资金时，会提供有效、灵活和跟进性的援助。”
“家长制”做法
但这种 “灵活性援助”在相关国得到的可不仅仅是欢呼，因为瑞士不只是简单地要求将资金转入税库，还希望对资金的支配拥有发言权。比如2007年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中，瑞士甚至希望通过那笔返还的资金所援助的项目最终能取得成果。
2007年，瑞士、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世界银行的参与下，通过谈判找到了向哈萨克斯坦退还赃款的新方案：成立一个哈萨克斯坦基金会，用偿还的资金支持贫困家庭。世界银行接管了后续监测工作。
虽然一些哈萨克家庭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瑞士仍不满意。据外交部表示，这笔退还款还是应该如记者和腐败问题专家Balz Bruppacher在其《独裁者的国库》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起到“发展援助”的作用。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模式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认可，”Bruppacher说。
“当然，这笔钱是属于国家的，应该还给国家，”Fenner说，如果这个国家真的想去除腐败，那么战略性地使用这笔钱，并对其进行密切监督，这才是它们应该做的。
非政府组织 “公共之眼”非常赞同将归还款注入具体项目这种做法。“虽然有点家长制的作风，但这是确保广大民众能从中获益的最佳方式，”公众之眼的Oliver Classen写道。
记者和腐败问题专家Balz Bruppacher很理解瑞士对再次出现腐败现象的担忧，但也理解相关国家对干涉归还款的不满：“有的国家存在这样的指责：瑞士拿了他们的钱，现在又想干预他们怎样使用归还款。这种指责并非毫无道理，”他说，但也正因如此，瑞士才非常重视对归还款拥有发言权。“因此交涉是很重要的，”Bruppacher说：“在我看来，什么都不做绝对不是解决办法。
为了规范归还款，瑞士政府可以依法与相关国签订协议。例如，秘鲁前情报局局长Vladimiro Montesinos的贪污案就是如此。去年12月，瑞士与秘鲁和卢森堡签署了一套三边归还协议。来自瑞士账户的1630万美元将投注于秘鲁加强法治和打击腐败的项目。
据国际资产追回中心的Gretta Fenner说，这种归还协议通常是在没有太多外界宣传的情况下谈判达成的。但民间社会也希望能参与谈判，“我不支持这种做法，” 她表示，因为为了顺利达到目标，一定的保密工作是必要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Fenner认为谈判结束后，应详细公布谈判结果，以便民众能起到监督作用。
腐败问题专家Balz Bruppacher认为，透明很重要，因为这是说服瑞士民众的唯一途径：“如果给人留下有人暗中操作的印象，那么协议就会在政治上引起争议。”
秘鲁专家、记者Alex Baur的调查在遣返Montesino赃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这种还款方式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们不应该天真地认为，用归还的赃款在受害国种几棵树、建几台风力发电机，就能解决问题，其实这只能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对相关国家根本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
按照Baur的说法，拉美国家层面的贿赂并不罕见，而是普遍现象：”在拉美，比政治层面更腐败的是司法机构。“司法机构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延续政治，换句话说，对政治家的腐败行为提起诉讼，是司法机构干掉政治对手的常用手段。
这样的司法机构因此成为对法治国家的最大威胁，但我们真正能做的却不多：“我们彼此的文化不同。我们要从我们的角度去教他们如何正确地行动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殖民主义的延续。”
联邦司法局前法律援助负责人曾提出一项建议，力求让瑞士能摆脱这一窘迫的角色，他的建议是设立一个国际基金，例如，以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的名义，“这笔基金决定以何种方式将赃款归还给相关国，这无疑会减轻瑞士的负担，”Bruppacher说。然而，上面世界银行的例子已表明，国际组织出面，情况也不会自动好转。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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