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少数：瑞士校园霸凌，华人怎么办？

或多或少出于臆想的被种族歧视心理，又或许曾屡屡遭遇排斥与差别待遇，不少旅瑞华人选择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融入瑞士，对成年人来说都绝非易事，遑论不经人事的懵懂孩子了。穿秋裤、啃猪蹄、丹凤细眼……任何一个理由，都可能成为这些孩子遭遇校园霸凌的成因。

此内容发布于 2018年07月20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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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湖北，武汉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学士及新闻学硕士，苏黎世大学出版与传播学学士。8年平面媒体及网络媒体采编经验，于2015年10月进入瑞士资讯。工作语言：中文、英语、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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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瑞士的宜居宜业宜商宜游，恐怕全世界无出其右。然而在常年定居于此的外籍人士眼里，谈起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瑞士人实在乏善可陈：矜持、冷漠、自负，不通人情世故、不晓达权通变，甚至逾三成的瑞士人会因对外国人及异域文化持有的刻板印象或媒体渲染的负面看法，而患有“恐外症”，仅仅因为周遭同僚或邻居的肤色、语言、国籍与自身不同而心生恐惧、处处设防，更有甚者，会升级为刻意针对对方的仇视心态。

中瑞混血儿童，以及父母双方均为华侨的华裔子女，即便是在外国孩子占据相当比例、且“种族歧视”、“差别待遇”一类的字眼被视为忌讳之禁的瑞士校园，也时常会被视为“混血巫师”或“泥巴种”(出自《哈利波特》，均带有歧视意味，“混血巫师”指混血儿童，“泥巴种”指父母双方均为外裔的子女)被同学另眼相待，轻则言语嘲笑、羞辱、群体孤立，重则勒索、恐吓、乃至拳打脚踢。

人人称羡的混血脸和“另类”的饮食及生活习惯，竟让中瑞混血儿童及亚裔子女屡遭校园霸凌。

混血脸、泥巴种

“起初他只是当众嘲笑我个子矮小袖珍，说四年级的我看起来就跟一年级的小不点一样；还会召集其他同学一块儿用手扯着眼角模仿眯眯眼拿我开涮，冲我叫嚷‘亚洲眼’、‘死中国人’。”

针对10岁的中瑞混血女孩Melanie*的挑衅很快升级为纠缠滋扰，蔓延到了课堂上，那个比她高出许多的男孩开始公然在老师眼皮底下盛气凌人地骚扰她：“有时候我正在课堂上写着作业记着笔记，他悄悄经过，忽然一把强行抢走我手里的笔或者本子，顺手扔到窗外。老师再三跟我说要小心一点、离他远一点，可是好像也没什么用，因为我越躲、他就越来劲。后来发展到在操场上一看见我就纠集好几个人一起来追打我-其实打得也不重，就是用拳头捶我的背，或者把我挤压到墙上。”

“我又气又急，可是我越生气、越是满脸通红地大哭、发脾气叫嚷，他就会变本加厉笑得越大声，因为他觉得我很可笑。”

“再到后来，他会掏出从家里带来的手机，展示一些不穿衣服、摆着奇怪姿势的女人的照片给我和其他女生看。我们吓得惊叫跑开，他还在后面追着非要我们看。”

Melanie的焦虑、愤怒与恐惧在小小的身体里积聚奔突、无处宣泄。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嚎啕大哭着死死抓住妈妈，提出再也不要去学校了。

“血统纯正”的瑞士孩子也会被当成“异类”

Peter的父母是“血统纯正”的瑞士人，但新近搬迁至此的外来人身份却让他们成了邻里眼中的“异类”。

刚刚转入一所瑞士私立国际学校就读的Peter*，乍一眼看上去与普通金发碧眼高鼻梁的瑞士男孩别无二致，且父母是拥有瑞士与美国双重国籍身份的地道瑞士人。数年前，父母出于纳税考虑，从繁华的国际化活力都市巴塞尔举家迁往巴塞尔郊区的一座村庄。然而让这对夫妇始料未及的是，外来人口的身份，竟成了儿子自一年级到五年级惨遭持续性肢体霸凌的诱因。

Peter一家所定居的村落流动人口稀疏，鲜有外人到访，祖祖辈辈彼此熟识，乡里乡亲大多沾亲带故。虽说Peter的父母是“血统纯正”的瑞士人，但“新近迁入本村”却让他们成了邻里眼中的“异类”。

Peter自小生活在都市，只要有假期父母一定会带他外出游历。他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绘画、舞蹈、手工、剧场表演习无不精；而当地村镇放养方式下长大的同龄男孩除了踢足球，几乎没有其他业余活动。一动一静，一收一放，让Peter成了格格不入的“非主流”。

最初只是课间看似漫不经心的推搡，后来便自发聚集为一个“三人帮”固定施暴团体，不定期地在学校更衣室对Peter进行拦截围攻、拳打脚踢。其他围观或知情的同学则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心照不宣地或选择漠然置之的肃静、或选择置身事外的疏离。Peter在学校完全陷入了被孤立的境地。

面对霸凌，中瑞父母同样不知所措

和绝大多数在学校遭遇霸凌的受害者的父母一样，Peter妈妈的第一反应是鼓励孩子入乡随俗、结交朋友、尽量尝试融入。然而数月之后，霸凌并没有停止，妥协示好、委曲求全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Peter的父亲忍无可忍，决定每天早晚亲自接送儿子上下学，偶尔在学校门口遇上“三人帮”，还会上前警告他们别再欺负自家孩子。这一送就是五年。

Peter的妈妈曾多次向儿子的教母-巴塞尔汉童中文学校的校长徐琴求教咨询。徐琴的建议是：搬家！“你完全想象不到他每天早晨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经历了多少轮心理斗争才鼓足勇气去上学。日积月累的心理伤害是难以评估的。”可是他妈妈始终犹疑不决，毕竟举家搬迁算得上一项大工程，直至Peter五年级结束才终于转学去了一家私立学校。

而另一对台湾夫妇则远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带着膝下爱女同样定居于一座人口稀少的瑞士村落，可以想见，在那个连家长圈都相对排外、民风保守、环境封闭的村镇，一个外来的孩子持续在学校遭遇霸凌多年是怎样的体验。最终，他们选择彻底离开瑞士，举家迁回台湾。

Peter的父母也曾相继多次向老师反映，期冀校方有所作为。但据徐琴转述，带班老师与“三人帮”其中一人的母亲是自小结伴长大的闺蜜姐妹淘，从私人感情上来说难免有所偏向，批评处理上自然更倾向于不痛不痒地大事化小。

而作为中国人，Melanie的妈妈和大多数信奉中庸之道的华裔一样，选择以和为贵，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希望自己成为校方眼里背后打小报告、惹事生非的家长。

更重要的是，“身为外国家长，我并不清楚哪些行为在瑞士学校算得上是霸凌。因为外貌、饮食、生活习惯的与众不同，其他同学出于好奇当面刨根问底地打探、追问和非议，恐怕每个混血儿和华裔子女都经历过。起绰号、‘中国眼’这种负面词汇算霸凌吗？什么程度的开玩笑才能被明确界定为霸凌？坦白说，如果我每次都出面制止或者教孩子拒绝回答甚至反击，反而会让孩子觉得事态严重，对她有害无益， ”Melanie的妈妈说。

找家长，有用吗？

和绝大多数瑞士父母一样，Melanie的瑞士爸爸首先想到的是联系霸凌男孩的父母，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儿子的“叛逆”与暴行，平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霸凌。然而对方的回复简直不可理喻：“就是孩子之间的玩闹嘛，很正常。给你女儿看成人色情图片？这就是他跟同学开玩笑呢！”

联系霸凌者的家长、期冀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让对方父母加强管教从而终止霸凌，可谓最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家长涉足霸凌问题的头条大忌。

联系霸凌者的家长、期冀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让对方父母加强管教从而终止霸凌，在巴塞尔教育局研究校园霸凌问题的专家Lotti Lienhard看来可谓最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家长涉足霸凌问题的头条大忌。一来即便是秉持敦厚谦卑、彬彬有礼之风的瑞士父母，也难免会“护犊子”；二来施暴者会撒谎掩饰。站在对方父母的角度来看，他只能看到孩子双方存在矛盾的事实，而无法判断你的孩子是否撒谎或夸大其辞，所以会很自然地产生“你凭什么认为我理亏”的心理。就像Peter妈妈打电话找对方时，对方气势汹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她：“你儿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儿子还说自己被踢呢！”

身为校园霸凌问题调解专家的Lienhard女士认为，找家长，只会让一场孩子之间的战争，演变为两个家庭之间的战争-除非是两家平时走动就很频繁、彼此很熟悉。但迄今为止，就她所接触及听闻的案例来看，通过找对方家长沟通得以妥善解决的霸凌实例数目为零。

谁最容易沦为霸凌对象？

Lienhard女士所在的巴塞尔，逾三分之一的居民为非瑞士籍，因此相对于瑞士其他地区而言，在处理校园霸凌问题上堪称经多见广、经验颇丰，每年定期的教师培训上也屡屡涉及该如何妥善处理校园霸凌问题。

外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决定因素。亚洲孩子穿秋裤、带到学校的饭菜零食有异味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某些瑞士孩子也同样会因为成绩优异、家庭经济环境优越、体型过胖遭受霸凌。

瑞士校园霸凌的施暴者与受害者，往往并不像偏激的血统论者所坚信的那样，仅限于“血统纯正”的瑞士孩子和具有移民背景、外貌特征非金发碧眼的外国儿童。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瑞士孩子，很多阿尔巴尼亚裔、斯里兰卡裔移民的后裔也会成为霸凌者。

至于哪些孩子更容易成为霸凌对象，原因很难一概而论。外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决定因素。中国子女穿秋裤、带到学校的饭菜零食有异味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某些瑞士孩子也同样会因为成绩优异、家庭经济环境优越、体型过胖遭受霸凌。

霸凌发生，该如何解决？

今年年初，在徐琴因教子Peter的经历深有感触而邀请Lienhard女士在巴塞尔汉童中文学校专门以“亚洲孩子遭受霸凌”为题开办的公开讲座上，到场的华人家长们就自家孩子遭遇的瑞士校园霸凌分享了不少令人唏嘘叹惋的经历。

华人家长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或转学，或搬家，更有甚者，认为在苏黎世某小学就读的女儿遭遇霸凌属于“家丑不可外扬”，对外讳莫如深，不敢找学校反映，反而带着女儿多次去看心理医生。

之所以真正通过校方途经寻求解决之道的华人家长乃至外国人父母凤毛麟角，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无法说一口流利的瑞德或法语，存在语言障碍，担心自己没办法很好地和学校沟通；另一方面也因为不熟悉瑞士教育系统投诉机制而存在心理障碍，所以在Lienhard女士看来，受霸凌孩子所获取的来自父母的支持是不给力的。

她认为，要终止霸凌，让孩子心理重建，家长的态度一定要坚决，“如果带班老师不能解决，就找学校专门负责霸凌问题的工作人员；校方不能解决，就找学校董事局；董事局不能解决，就找市或州教育局，”势必要求校方给个说明、拿出明确解决方案。

很多外国人一方面由于自身无法说一口流利的瑞德或法语，存在语言障碍，担心没办法很好地和学校沟通；另一方面也因为不熟悉瑞士教育系统投诉机制而存在心理障碍，所以受霸凌孩子所获取的来自父母的支持是不给力的。

尚未痊愈的伤疤

对于曾经遭遇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究竟多久才能忘却不堪的少年记忆、彻底走出阴霾？

年过二十的柯先生曾遭遇过校园霸凌。作为瑞士校园里并不多见的华人面孔，他六年级时在被勒索敲诈中度日。三个男同学时不时会在上学路上的公交车站守株待兔，勒令他交钱上贡；后来发展成课间时霸凌者去校门口的店铺随意拿面包、取饮料，而他被迫买单。彼时，他憨厚老实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中餐厅，每日忙于小本生意，对儿子在学校的遭遇知之甚少。霸凌事件最终曝光，则是他实在无力承担长期勒索，惊惶压迫之下多次把手伸向父亲的钱包。

时隔多年，柯先生年迈的父母转述起儿子的这段灰暗经历，激动与悔恨依然难以平息：“对父母而言，最无助的就是你的孩子遭遇霸凌，而你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人，直到学校小卖铺的老板来店里吃饭我们才知道孩子一直被勒索；而知道以后，你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他，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我们想起来就是满腹愧疚。”也正因如此，柯老先生表示，但凡有华人父母遇上霸凌事件需要帮助，他都愿意鼎力相助。

或许曾经遭遇霸凌的孩子终身都很难抹灭那段经历。最终，已成年的柯先生不愿往事重提。就像Peter本已应允了采访，但第二天突然反悔，只得放弃了直接采访，转由教母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