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少數：瑞士校園霸凌，華人怎麼辦？

穿秋褲、啃豬蹄、丹鳳細眼……任何一個理由，都可能成為中瑞混血或華裔子女在瑞士遭遇校園霸凌的成因。 imago/Bildbyran

或多或少出於臆想的被種族歧視心理，又或許曾屢屢遭遇排斥與差別待遇，不少旅瑞華人選擇謹小慎微、如履薄冰。融入瑞士，對成年人來說都絕非易事，遑論不經人事的懵懂孩子了。穿秋褲、啃豬蹄、丹鳳細眼……任何一個理由，都可能成為這些孩子遭遇校園霸凌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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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瑞士的宜居宜業宜商宜遊，恐怕全世界無出其右。然而在常年定居於此的外籍人士眼裡，談起對待外來移民的態度，瑞士人實在乏善可陳：矜持、冷漠、自負，不通人情世故、不曉達權通變，甚至逾三成的瑞士人會因對外國人及異域文化持有的刻板印像或媒體渲染的負面看法，而患有“恐外症”，僅僅因為周遭同僚或鄰居的膚色、語言、國籍與自身不同而心生恐懼、處處設防，更有甚者，會升級為刻意針對對方的仇視心態。

中瑞混血兒童，以及父母雙方均為華僑的華裔子女，即便是在外國孩子佔據相當比例、且“種族歧視”、“差別待遇”一類的字眼被視為忌諱之禁的瑞士校園，也時常會被視為“混血巫師”或“泥巴種”(出自《哈利波特》，均帶有歧視意味，“混血巫師”指混血兒童，“泥巴種”指父母雙方均為外裔的子女)被同學另眼相待，輕則言語嘲笑、羞辱、群體孤立，重則勒索、恐嚇、乃至拳打腳踢。

人人稱羨的混血臉和“另類”的飲食及生活習慣，竟讓中瑞混血兒童及亞裔子女屢遭校園霸凌。

混血臉、泥巴種

“起初他只是當眾嘲笑我個子矮小袖珍，說四年級的我看起來就跟一年級的小不點一樣；還會召集其他同學一塊兒用手扯著眼角模仿瞇瞇眼拿我開涮，沖我叫嚷’亞洲眼’、’死中國人’。”

針對10歲的中瑞混血女孩Melanie*的挑釁很快升級為糾纏滋擾，蔓延到了課堂上，那個比她高出許多的男孩開始公然在老師眼皮底下盛氣凌人地騷擾她：“有時候我正在課堂上寫著作業記著筆記，他悄悄經過，忽然一把強行搶走我手裡的筆或者本子，順手扔到窗外。老師再三跟我說要小心一點、離他遠一點，可是好像也沒什麼用，因為我越躲、他就越來勁。後來發展到在操場上一看見我就糾集好幾個人一起來追打我-其實打得也不重，就是用拳頭捶我的背，或者把我擠壓到牆上。”

“我又氣又急，可是我越生氣、越是滿臉通紅地大哭、發脾氣叫嚷，他就會變本加厲笑得越大聲，因為他覺得我很可笑。”

“再到後來，他會掏出從家裡帶來的手機，展示一些不穿衣服、擺著奇怪姿勢的女人的照片給我和其他女生看。我們嚇得驚叫跑開，他還在後面追著非要我們看。”

Melanie的焦慮、憤怒與恐懼在小小的身體裡積聚奔突、無處宣洩。直到有一天放學回家，她嚎啕大哭著死死抓住媽媽，提出再也不要去學校了。

“血統純正”的瑞士孩子也會被當成“異類”

Peter的父母是“血統純正”的瑞士人，但新近搬遷至此的外來人身份卻讓他們成了鄰里眼中的“異類”。

剛剛轉入一所瑞士私立國際學校就讀的Peter*，乍一眼看上去與普通金發碧眼高鼻樑的瑞士男孩別無二致，且父母是擁有瑞士與美國雙重國籍身份的地道瑞士人。數年前，父母出於納稅考慮，從繁華的國際化活力都市巴塞爾舉家遷往巴塞爾郊區的一座村莊。然而讓這對夫婦始料未及的是，外來人口的身份，竟成了兒子自一年級到五年級慘遭持續性肢體霸凌的誘因。

Peter一家所定居的村落流動人口稀疏，鮮有外人到訪，祖祖輩輩彼此熟識，鄉里鄉親大多沾親帶故。雖說Peter的父母是“血統純正”的瑞士人，但“新近遷入本村”卻讓他們成了鄰里眼中的“異類”。

Peter自小生活在都市，只要有假期父母一定會帶他外出遊歷。他具有極高的藝術天賦，繪畫、舞蹈、手工、劇場表演習無不精；而當地村鎮放養方式下長大的同齡男孩除了踢足球，幾乎沒有其他業餘活動。一動一靜，一收一放，讓Peter成了格格不入的“非主流”。

最初只是課間看似漫不經心的推搡，後來便自發聚集為一個“三人幫”固定施暴團體，不定期地在學校更衣室對Peter進行攔截圍攻、拳打腳踢。其他圍觀或知情的同學則扮演著“沉默的大多數”的角色，心照不宣地或選擇漠然置之的肅靜、或選擇置身事外的疏離。 Peter在學校完全陷入了被孤立的境地。

面對霸凌，中瑞父母同樣不知所措

和絕大多數在學校遭遇霸凌的受害者的父母一樣，Peter媽媽的第一反應是鼓勵孩子入鄉隨俗、結交朋友、盡量嘗試融入。然而數月之後，霸凌並沒有停止，妥協示好、委曲求全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Peter的父親忍無可忍，決定每天早晚親自接送兒子上下學，偶爾在學校門口遇上“三人幫”，還會上前警告他們別再欺負自家孩子。這一送就是五年。

Peter的媽媽曾多次向兒子的教母-巴塞爾漢童中文學校的校長徐琴求教諮詢。徐琴的建議是：搬家！ “你完全想像不到他每天早晨是抱著怎樣的心情、經歷了多少輪心理鬥爭才鼓足勇氣去上學。日積月累的心理傷害是難以評估的。”可是他媽媽始終猶疑不決，畢竟舉家搬遷算得上一項大工程，直至Peter五年級結束才終於轉學去了一家私立學校。

而另一對台灣夫婦則遠沒有那麼幸運。他們帶著膝下愛女同樣定居於一座人口稀少的瑞士村落，可以想見，在那個連家長圈都相對排外、民風保守、環境封閉的村鎮，一個外來的孩子持續在學校遭遇霸凌多年是怎樣的體驗。最終，他們選擇徹底離開瑞士，舉家遷回台灣。

Peter的父母也曾相繼多次向老師反映，期冀校方有所作為。但據徐琴轉述，帶班老師與“三人幫”其中一人的母親是自小結伴長大的閨蜜姐妹淘，從私人感情上來說難免有所偏向，批評處理上自然更傾向於不痛不癢地大事化小。

而作為中國人，Melanie的媽媽和大多數信奉中庸之道的華裔一樣，選擇以和為貴，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不希望自己成為校方眼裡背後打小報告、惹事生非的家長。

更重要的是，“身為外國家長，我並不清楚哪些行為在瑞士學校算得上是霸凌。因為外貌、飲食、生活習慣的與眾不同，其他同學出於好奇當面刨根問底地打探、追問和非議，恐怕每個混血兒和華裔子女都經歷過。起綽號、’中國眼’這種負面詞彙算霸凌嗎？什麼程度的開玩笑才能被明確界定為霸凌？坦白說，如果我每次都出面制止或者教孩子拒絕回答甚至反擊，反而會讓孩子覺得事態嚴重，對她有害無益， ”Melanie的媽媽說。

找家長，有用嗎？

和絕大多數瑞士父母一樣，Melanie的瑞士爸爸首先想到的是聯繫霸凌男孩的父母，希望對方能夠正視兒子的“叛逆”與暴行，平息發生在女兒身上的霸凌。然而對方的回复簡直不可理喻：“就是孩子之間的玩鬧嘛，很正常。給你女兒看成人色情圖片？這就是他跟同學開玩笑呢！”

聯繫霸凌者的家長、期冀通過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讓對方父母加強管教從而終止霸凌，可謂最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是家長涉足霸凌問題的頭條大忌。

聯繫霸凌者的家長、期冀通過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讓對方父母加強管教從而終止霸凌，在巴塞爾教育局研究校園霸凌問題的專家Lotti Lienhard看來可謂最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是家長涉足霸凌問題的頭條大忌。一來即便是秉持敦厚謙卑、彬彬有禮之風的瑞士父母，也難免會“護犢子”；二來施暴者會撒謊掩飾。站在對方父母的角度來看，他只能看到孩子雙方存在矛盾的事實，而無法判斷你的孩子是否撒謊或誇大其辭，所以會很自然地產生“你憑什麼認為我理虧”的心理。就像Peter媽媽打電話找對方時，對方氣勢洶洶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她：“你兒子也不是什麼省油的燈，我兒子還說自己被踢呢！”

身為校園霸凌問題調解專家的Lienhard女士認為，找家長，只會讓一場孩子之間的戰爭，演變為兩個家庭之間的戰爭-除非是兩家平時走動就很頻繁、彼此很熟悉。但迄今為止，就她所接觸及聽聞的案例來看，通過找對方家長溝通得以妥善解決的霸凌實例數目為零。

誰最容易淪為霸凌對象？

Lienhard女士所在的巴塞爾，逾三分之一的居民為非瑞士籍，因此相對於瑞士其他地區而言，在處理校園霸凌問題上堪稱經多見廣、經驗頗豐，每年定期的教師培訓上也屢屢涉及該如何妥善處理校園霸凌問題。

外國人的身份絕不是決定因素。亞洲孩子穿秋褲、帶到學校的飯菜零食有異味或許是一個因素，但某些瑞士孩子也同樣會因為成績優異、家庭經濟環境優越、體型過胖遭受霸凌。

瑞士校園霸凌的施暴者與受害者，往往並不像偏激的血統論者所堅信的那樣，僅限於“血統純正”的瑞士孩子和具有移民背景、外貌特徵非金發碧眼的外國兒童。不僅僅是土生土長的瑞士孩子，很多阿爾巴尼亞裔、斯里蘭卡裔移民的後裔也會成為霸凌者。

至於哪些孩子更容易成為霸凌對象，原因很難一概而論。外國人的身份絕不是決定因素。中國子女穿秋褲、帶到學校的飯菜零食有異味或許是一個因素，但某些瑞士孩子也同樣會因為成績優異、家庭經濟環境優越、體型過胖遭受霸凌。

霸凌發生，該如何解決？

今年年初，在徐琴因教子Peter的經歷深有感觸而邀請Lienhard女士在巴塞爾漢童中文學校專門以“亞洲孩子遭受霸凌”為題開辦的公開講座上，到場的華人家長們就自家孩子遭遇的瑞士校園霸凌分享了不少令人唏噓嘆惋的經歷。

華人家長的處理方式大同小異：或轉學，或搬家，更有甚者，認為在蘇黎世某小學就讀的女兒遭遇霸凌屬於“家醜不可外揚”，對外諱莫如深，不敢找學校反映，反而帶著女兒多次去看心理醫生。

之所以真正通過校方途經尋求解決之道的華人家長乃至外國人父母鳳毛麟角，一方面是由於自身無法說一口流利的瑞德或法語，存在語言障礙，擔心自己沒辦法很好地和學校溝通；另一方面也因為不熟悉瑞士教育系統投訴機製而存在心理障礙，所以在Lienhard女士看來，受霸凌孩子所獲取的來自父母的支持是不給力的。

她認為，要終止霸凌，讓孩子心理重建，家長的態度一定要堅決，“如果帶班老師不能解決，就找學校專門負責霸凌問題的工作人員；校方不能解決，就找學校董事局；董事局不能解決，就找市或州教育局，”勢必要求校方給個說明、拿出明確解決方案。

很多外國人一方面由於自身無法說一口流利的瑞德或法語，存在語言障礙，擔心沒辦法很好地和學校溝通；另一方面也因為不熟悉瑞士教育系統投訴機製而存在心理障礙，所以受霸凌孩子所獲取的來自父母的支持是不給力的。

尚未痊癒的傷疤

對於曾經遭遇校園霸凌的孩子來說，究竟多久才能忘卻不堪的少年記憶、徹底走出陰霾？

年過二十的柯先生曾遭遇過校園霸凌。作為瑞士校園裡並不多見的華人面孔，他六年級時在被勒索敲詐中度日。三個男同學時不時會在上學路上的公交車站守株待兔，勒令他交錢上貢；後來發展成課間時霸凌者去校門口的店鋪隨意拿麵包、取飲料，而他被迫買單。彼時，他憨厚老實的父母經營著一家中餐廳，每日忙於小本生意，對兒子在學校的遭遇知之甚少。霸凌事件最終曝光，則是他實在無力承擔長期勒索，驚惶壓迫之下多次把手伸向父親的錢包。

時隔多年，柯先生年邁的父母轉述起兒子的這段灰暗經歷，激動與悔恨依然難以平息：“對父母而言，最無助的就是你的孩子遭遇霸凌，而你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人，直到學校小賣舖的老闆來店裡吃飯我們才知道孩子一直被勒索；而知道以後，你也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去幫助他，雖然已經過去十幾年了，可我們想起來就是滿腹愧疚。”也正因如此，柯老先生表示，但凡有華人父母遇上霸凌事件需要幫助，他都願意鼎力相助。

或許曾經遭遇霸凌的孩子終身都很難抹滅那段經歷。最終，已成年的柯先生不願往事重提。就像Peter本已應允了採訪，但第二天突然反悔，只得放棄了直接採訪，轉由教母代述。

她在那個曾經霸凌她的男孩轉學前寫了一封信，放到了對方家的信箱裡，信中最後一句話是：“我原諒你了。”

Melanie也變得開始在乎別人對她的看法，尤其是曾被霸凌者詬病嘲諷的眼睛。或許在尚且年幼的她心目中已經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原來人可以用形象特徵來定義、來被“相同的大多數”區分為三六九等。

但與其他人相比，Melanie無疑是幸運的，那個曾經霸凌她的男孩，屢次在同校一個英國同學衣服鞋帽上塗寫不雅詞彙Fuck，被其震怒的父親一紙訴至當地報紙《阿爾高報》 (Aargauer Zeitung)，經曝光後被迫轉學。

為了幫助女兒擺脫心理陰影，Melanie的媽媽說服她在那個男孩轉學前寫了一封信，放到了對方家的信箱裡，信中最後一句話是：“我原諒你了。”

(*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