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时代，政府何去何从

使用智能手机投票、立法和统治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吗？ Keystone

随着世界各地的选民越来越技术控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各国都在尝试全新的数字化政治形式。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展望了网络化的未来图景，书中指出，瑞士在这一过程中动作缓慢。

机器人员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众包(crowd-sourcing)、众筹(crowd-funding)、区块链(blockchain)、比特币、智能冰箱、黑客冰箱(hacked fridges)、慕课(MOOCs)、电子书、无人机、智能手机……我们的语言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新词，由此可见，数字化已经点点滴滴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有一篇新文章在解析这些新技术正在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光明。

但是，当科斯塔·瓦耶纳斯(Costa Vayenas)开始研究技术变革对民主实践的影响时，他惊讶地发现，这尚是一片未被关注过的处女地。瓦耶纳斯之前在瑞银集团(UBS)担任研究主管，现在是苏黎世地区的一位公共事务顾问。他对数字时代选举和公民身份的变化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不断深挖这个问题。两年之后，他的研究成果问世，书名为《数字时代的民主》(英)外部链接，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涉猎广泛，主要讨论了代议制民主如何被迫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问题。

他在书中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什么？他说，“变革势必会发生。你没法用技术改变万事万物，但是在民主这个一成不变的小小领域，技术一定会带来变化。如今的民主还是在按照几个世纪之前的办法来运作，而‘脱媒’(Disintermediation，指跳过中间人，双方直接接触)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掀起翻天覆地式的变革，在民主领域也不会例外。无论是电子投票、网络代理投票(Proxy voting)，还是民众在线参与立法，总之变革即将到来。”

他还说，“技术先行，社会和法律最终都会跟上。”

大步前进

有些国家迅速跳上了数字化政治的快车。爱沙尼亚就是其中一员。该国是在线投票的先驱(公民们甚至可以在截止日期之前根据意愿多次改变投票)，在那里任何人现在都可以申请成为“电子居民”(英、爱)外部链接。此外，有十几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尝试在线投票，2015年，巴西曾以“众包”方式(英)外部链接广泛征求民众的想法，颁布了一部(当然是)有关网络权利的里程碑式的法律。在新加坡，在网上有专门的聊天室，人们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就公共利益问题展开辩论。

柏拉图甚至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暴政从民主中自然产生。”

瓦耶纳斯表示，如果整体上变革的速度一直很快，那么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变革也是我们以后前进的方向。那就是，在未来，技术将会“带领更多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主要有四个因素在推动这种变革：民主的内在本质，也就是“永不止歇”(可以参见女权运动、不断增长的全民公投次数)；许多政治家希望选民可以更加容易地投票；信息行业蒸蒸日上的技术发展；公众对变革越来越强烈的呼声。

然而，很多人对这些变革感到警惕。瓦耶纳斯写道，“赋予人民过多的权力总是会带来深深的不安”。柏拉图甚至在两千多年，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暴政从民主中自然产生”。民众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有些人对此没有信心，这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歇斯底里情绪，以及去年的美国大选中都有(且仍然有)明显的体现。

瓦耶纳斯则更为乐观。他认为变革主要不是关乎技术，而是关乎更多的权力会从政治家流向公众这一自然结果。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相信人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只要他们不投票决定烧掉房子，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他还提到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派军队出战这样的决定，几乎都是由少数几个人做出的。如果一个事件对国家造成的威胁并不明显，那么就很难号召所有选民支持首先发起军事打击。”

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

在瑞士，情况却有点不一样。

的确，这是一个消解已有政治结构、呼唤更多公民权力的时代。瑞士这个高山国家的民主制度显然是时代的标杆。在瓦耶纳斯笔下，瑞士的政治制度具有三个“紧绷的弹簧”：“限制行政权力，限制立法权力，限制司法权力”，这就保证了瑞士的政治模式既是世界上参与度最高的模式，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模式。

然而，在瑞士，新技术形式带来的创新发展得十分缓慢，令人难以置信，这完全不符合瑞士的政治特征和创新声誉。记者阿德里安·费希特(Adrienne Fichter)最近也就这个话题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智能手机式民主》(德)外部链接。她在书中表示，在数字化民主方面，瑞士只能算一个“发展中国家”。

她的书主要聚焦于技术是如何通过影响媒体和传播，从而重新塑造我们的政治观点的形成过程，她没有过多提及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是如何直接同政府与民主进行互动的。与美国等国家相比，瑞士的适应速度要慢得多。她表示，“人们在媒体方面比较保守，他们经常依靠传统的渠道。”政治家们在网络上也异常低调，即使是与邻国奥地利和德国相比，他们在网上的粉丝也少得可怜。

她还发现，如果变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那就陷入了本末倒置。比如，政府计划从2019年开始引入电子投票机，但是费希特认为，“目前这还不够安全”。投票软件尚不是无懈可击。

相较之下，她表示自己不能理解有人反对在网上收集公民动议所需要的签名，因为网上签名在技术上更容易实施。她说，“也许你需要一百万个签名，而不是十万个”，但是在网上投票实施之前，这么做还是有意义的。

过时的做法？发起公民动议需要十万个签名，目前组织者们仍然采用当场签字的方式收集签名，然后再呈交给联邦秘书处(Federal Chancellery)。 Keystone

政治争议

为什么瑞士对数字化民主的接受如此缓慢呢？费希特明确指出，“我们在数字化民主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具有创新性，因为我们不需要它。”瑞士的政治体系运转良好，人们有充足的机会参与投票；与美国式的更为僵化的代议制模式不同，我们的政治体制之下没有那么多不满的声音。

公共事务顾问瓦耶纳斯说，这也包含政治因素。一些党派和利益集团不愿意改变现状，因为他们正如鱼得水。他预言在未来的几年会有一场“恶战”。他表示，“这极具争议”，而且会决定变革的速度。这关乎权力：“电子化的过程中，谁会受损，谁会受益。”

无论是瓦耶纳斯还是费希特，都没有对变革过度担忧，或许这也在意料之中。费希特说，“媒体的素质一直在提升”。我们不太可能因为(比如)是在网上投票就开始做出轻率的决定。瓦耶纳斯说，还可以引入保障措施。他提到了瑞士“双重多数”的防范措施：公民动议需要在国家层面和各州层面均获得多数投票。

他表示，“如果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是瑞士模式下的一项公民动议，它根本不会被通过。”

(翻译：樊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