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性騷擾：瑞士大學處理方法得當嗎？
#metoo運動促使大學著手處理性騷擾問題。但瑞士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表示，這項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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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在日內瓦，一位年屆57歲的法國天體物理學教授科林娜·沙邦內爾(Corinne Charbonnel)鼓起勇氣，決意發聲表達心中之痛。在一場聚焦學術界性騷擾問題的會議上，沙邦內爾數度哽咽，聲嘶力竭地描述女性科學家在職業生涯中遭受的苦難，她的發言感動了所有在場的女性。
沙邦內爾在十年前開始擔任其他女科學家的導師。在那段時間裡，她指導了大約60名處於不同職業階段的女性學員，裡面有博士生，也有助理教授。沙邦內爾說：“女性申請輔導項目是因為她們想在學術界發展，而不是因為她們有問題。”隨著她們事業的發展，騷擾問題逐漸浮現。她回憶道，大約有15起騷擾事件，其中5起涉及性騷擾。
性騷擾隨著反性騷擾運動#metoo於2006年興起，並於2017年席捲好萊塢，人們對其分佈之廣泛有了進一步認識。
“在過去幾年裡，我的學員們開始對某些行為提出質疑，而不是盲目接受，”沙邦內爾說。
認識到問題
#metoo運動曾經席捲全球，五年後，許多學術機構已經認識到騷擾問題的嚴重性，並承諾採取一系列行動以解決問題，諸如訂立行為準則、為學生和員工開設專門課程、號召“零容忍”並發起相應的宣傳活動等。
2022年6月在日內瓦舉行的會議是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組織的第三次關於性別問題的學術會議。該聯盟由23所歐洲大學組成，其中包括瑞士的日內瓦大學和蘇黎世大學。這是該聯盟首次討論如何預防和應對高等教育機構中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問題。下一次會議將於2024年舉行。
但學生、教職員工和科學家們表示，很多措施只是形式主義，他們呼籲學校遵守承諾，讓學術界更加風清氣正。
2019年，巴塞爾大學和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處理性騷擾案件的方式招致公眾批評。專家們對缺乏透明度(受害者未被告知訴訟程序)、調查時間過長以及施害者只受到輕微懲罰表示鄙夷。
“性騷擾、性別偏見和歧視對於我們社會的未來以及大學生和教職人員的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日內瓦大學校長、瑞士大學聯盟(swissuniversities)前任主席伊夫·弗呂基格(Yves Flückiger)在日內瓦的會議上說，“在性騷擾問題上，所有大學必須做到無可挑剔。”
2019年，巴塞爾大學博士生艾絲特·烏扎(Esther Uzar)向媒體講述了她的遭遇。五年來，她的教授導師不斷對她進行騷擾，要求與她發生性關係。她最終鼓起勇氣舉報他。後來，這位教授收到大學的書面警告，並被解除了管理職務，但他仍在這所大學任教。在攻讀博士學位七年後，烏扎離開了巴塞爾大學，並未獲得學位。
另一起事件也在2019年曝光。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一位建築學教授也被指控騷擾學生、員工和博士生。這所大學決定對涉事人員開展調查。在聽取13名證人超過42個小時的證言後，調查組認為這名教授違反了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相關規定，但不存在性騷擾。
全球問題
性騷擾不是瑞士才有的問題，亦非學術界所特有，其存在於社會各個領域，從舞蹈公司到跨國企業，都有其踪影。近期數據顯示，在法國，超過5%的博士研究生曾經遭遇過性騷擾。在美國，超過20%的女學生曾是性侵犯或不當行為的受害者。
雖然瑞士沒有關於高校學生或教職員工騷擾事件的全國統計數據，但國際特赦瑞士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Suisse)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約有33%的受訪女性在職場上遭受過性騷擾。洛桑大學於去年12月發布了一份獨立匿名調查報告，發現了近150起涉及刑事責任的性騷擾事件，其中包括4起性侵案件。
性騷擾事件的真實數量估計會更多，因為很多受害者往往不報案。許多受害者對性騷擾的定義並不清楚：從帶有性別歧視的笑話，違背意願的觸摸和親吻，再到強姦，都屬於性騷擾的範疇。即使受害者意識到自己被騷擾，她們通常也選擇保持沉默或拒絕參與調查。 “她們擔心一旦被視為舉報者，將對她們的職業生涯產生不良影響，”位於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多元文化與包容性計劃負責人路易絲·卡瓦略奧(Louise Carvalho)說道。
這不僅僅是性問題，而是權力問題
在學術界，縱向的等級制度、不穩定的職業前景和激烈的研究職缺與經費競爭，為性騷擾提供了滋生的沃壤。通常情況下，施害者是手握權力的男性，當然有時施害者也可能是女性。
“這不僅僅是性問題，而是權力問題。”卡瓦略奧說。
作為學術界里地位較低的人群，博士生非常容易成為性騷擾的目標。不穩定的合同和對導師的依賴(後者通常是答辯評委，有權批准或拒絕授予博士學位-這在瑞士和德國十分普遍)使他們更容易成為施害對象。
克里斯汀(非真實姓名)是瑞士一所大學的博士生，曾在一次國際會議期間和之後遭到一位知名教授的騷擾。他擅自給她發送了多封電子郵件。克里斯汀向她所在的瑞士大學輔導員舉報此事，但對方未予以重視。因此，她決定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 “如果我的論文或研究經費落到他手中，他可能會因為個人恩怨而拒絕批准，”她告訴瑞士資訊swissinfo.ch。
隱性成本
受害者個人所付出的代價極大。日內瓦大學2016年的一項內部研究發現，遭到騷擾的受害者不僅要面對憂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困擾，還面臨著無法追求事業發展的風險。此外，潛在的法律費用或高達2萬瑞郎以上。
瑞士法律明確保護僱員免受職場性騷擾的侵害(《性別平等法》第4條)。然而，對於將其雇主告上法庭的性騷擾受害者而言，“法律程序難度大、風險高、費用高昂、孤獨且漫長，”洛桑大學校董會獨立董事和律師伊蓮·施密德林(Irène Schmidlin)在日內瓦的會議上表示。
瑞士法院很少作出對僱員有利的判決。一項調查顯示，只有18%的由州級法院受理的性騷擾案件判決結果對受害者有利。如果案件上訴到聯邦法院，員工勝訴的機率仍不到50%。若勝訴，員工將獲得高達6個月的薪資補償。
如果敗訴，除了要支付自身的律師費，員工還需要支付被告的部分法律費用，最高可達1.9萬瑞郎(州一級訴訟)。一起法律訴訟平均持續約4年，但在某些情況下，訴訟可能長達8年。
圍繞性騷擾案件打官司的主要難點在於缺乏證人或直接證據。施密德林表示：“庭審案件通常很棘手，性騷擾案件更是如此。”為了更好地準備庭審，她建議尋找證人，記載事件的客觀事實，並詳細記錄所有可能的證據，包括簡訊以及與案件有關的就醫紀錄。
學術機構本身也會在聲譽和法律費用方面付出代價。隱性成本包括人員離職、人才和專業知識的流失，以及性騷擾事件所在團隊的生產力下降。國際婦女研究中心估計，一起騷擾案件造成的生產力損失為每年22’500美元。
學術機構的聲譽亦隨之岌岌可危。面臨性騷擾案和潛在醜聞，進退維谷的學術機構或許選擇“走捷徑”，例如極力淡化事件影響，不追究施害者責任，“這麼做的動機可能是因為施害者有權勢和聲望，能夠帶來學術資金，或是施害者已接近退休，” 沙邦內爾說。學術機構處理案件的方式對其聲譽造成的惡劣影響或許不亞於案件本身。
宣傳教育，增強信任
學術機構正在採取行動。 2016年，日內瓦大學的內部報告揭示了個人要為性騷擾付出的代價。一年後，日內瓦大學發起了#UNINIE運動，其他瑞士大學亦紛紛效仿。明年，瑞士將首次舉辦“國家性騷擾意識日”活動，屆時各瑞士大學將展開一系列宣傳活動，為受害者提供發聲的機會，呼籲各界關注此事。
“關於性騷擾影響的數據表明，與之對抗徒勞無功。我們應當齊心打擊性別偏見、騷擾與歧視，並採取‘零容忍’政策，”弗呂基格在日內瓦會議上如是說。
是否提供專門課程仍值得商榷
提高意識和信任的另一種途徑是教育。包括日內瓦大學、巴塞爾大學、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和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在內的多家學術機構，都提供可自願參加的課程，教導人們如何識別性騷擾、如何應對以及如何舉報。
然而，這些作法的效果仍存在爭議。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弗蘭克·多賓(Frank Dobbin)和亞歷山大·卡列夫(Alexandra Kalev)的研究表明，以不良行為作為反面教材的課程可能會產生反作用，甚至可能導致潛在的騷擾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行為。 “如果一開始就告訴一群人，他們是問題所在，他們就會產生抵觸情緒，”他們在一篇《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中寫道。強制所有人聽課只會加劇人們的這種印象：男人都是“壞人”，全都需要接受改造。
嚴肅對待，否則開除
然而，專家認為，僅憑課程和宣傳不足以解決問題。有些宣傳只會吸引那些已經認同這個事實的人，而讓那些需要被警醒的人感到惱火。
“老實說，沒人會去看行為準則，”克里斯汀是一名博士生，她向瑞士資訊分享了自己遭受騷擾的經歷。她歡迎設立專門的獨立機構來處理匿名投訴，但對高校的內部機構不太信任；她擔心這些機構可能會試圖掩蓋一些不體面的事件。 ”
一線工作人員表示，必須推動結構性改變，培育更好的學術文化。首先，減少學業的不確定性會是個好辦法，有助於減少博士、博士後和助理教授因階級結構而遭受導師的束縛。
多賓和卡列夫認為，提高高層管理人員的多樣性，比如讓更多女性擔任高管，將有助於遏制性騷擾現象。
在等待結構性變革發生的同時，學生、研究人員和性騷擾專家呼籲學術管理人員(校長、院長、主席和董事會成員)，踐行他們關於“零容忍政策”的承諾，成為推動變革的領導者，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用路易絲·卡瓦略奧的話說：“無論一位科學家多麼優秀，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騷擾他人是不可接受的。在工作場所以身作則尊重他人，這才是值得追求的卓越標準。”
(譯自英語：瑞士資訊中文部，編輯：Virginie M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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