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简直是场灾难！”

曾经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作家Jonas Lüscher Thomas Egli / lunax

作家Jonas Lüscher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患上重病，昏迷了整7周。在采访中这位43岁的作家表达了对轻视疫情和阴谋论者的愤怒之情。他说：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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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scher先生，您曾感染过新冠病毒，那时病情如何？

挺严重的。3月15日我临时替班参加了慕尼黑的社区选举工作，帮助组织投票和清点选票。就这样我被感染了，开始有咳嗽、高烧这些众所周知的症状。核酸检测呈阳性后，我被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为肺部感染，之后病情很快恶化。我被麻醉并接上氧气，之后昏迷了7周。我总共在重症监护室待了9周，还有3周在康复病房。我的肺功能至今受限，长时间陷入昏迷也给我带来了常见的并发症，不过我很幸运，没有什么认知上的损伤。

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您如何评判这场公共讨论呢？

直至今日免疫学家还公开宣称，新冠病毒对低于45岁的健康人来说并无危险，客气点儿说，我认为相当古怪。就算没被感染，这也让我生气。更令我气愤的是，这样的轻描淡写否定了我的病史。我不属于高危人群，健康、没有既往病史，还不到45岁。宣扬这种论断纯粹是为了偷懒：如果病毒只传染给老人和病人，那把他们封闭起来就好。但这首先是错误的，不仅仅我的病例可以证明；其次也不人道；第三它还是无效的，瑞典就是前车之鉴。至于那些宣扬阴谋论的人，完完全全是场灾难。

作为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是新冠肺炎本身特别糟糕，还是它折射出了我们的社会现实特别糟糕？

这至少是一次机会，让我们利用毫无争议的危机问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疫情就像凸透镜，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经济秩序如此脆弱，要靠不断地增长和消费才得以维持，面对疫情，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还应该自问，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是不是要从根本上转变？面对巨额援助，我们应该讨论，谁的负担最重，谁最容易受到伤害，以及如何合理分摊这些负担。公平分配问题再次成为了主角。

社会上真的会讨论这些问题吗？

令人吃惊的是，不会。其实很明显，在这种非比寻常、如此紧张的局势面前，Hoffmann、Oeri、Brenninkmeijer和Blocher这些亿万富翁家族应当做出牺牲。但不会有人发起这样的讨论。所有人都希望能很快回到疫情暴发前的生活当中。当然，这有可能，3、4年后当我们平静地回首2020年时，疫情不过是段遥远的可怕记忆，就像如今我们很难想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但也很有可能，我们再难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而只能作出妥协。

再分配对您来说似乎是新冠危机中最紧要的事宜，这有点让人费解。

很容易理解啊。一场新冠危机把我们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映得清清楚楚。那些住在苏黎世山上漂亮别墅里的，有花园和游泳池，他们当然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新冠危机当作是一次“减速”的机会，练练瑜伽、巩固巩固法语…但有两个小儿子的单亲家庭，住在狭窄的出租屋里，他们所经历的就完全不同了。新冠危机让他们的生活更困苦。是的，我们还是要把钱分配得更合理。

为什么没人有这样的意识呢？

因为近30年来，我们将新自由主义思想内化了。我们缺少构筑一个更好世界的想象力。所以我们依然不会想到，护士的工资应该比现在多，工作条件应该比现在好。虽然她们的重要性、她们的系统地位，最近几个月已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缺少构筑一个更好世界的想象力”。

您是社会民主党人，您的个人经历和这场新冠导致的社会危机让您变得更加坚定？

是的，这场危机证明，我们需要一个有行动力的政府。看看美国吧，在这场危机中全面溃败：虚弱的社会福利体系、糟糕的卫生系统、垮掉的基础设施，还有关键位置上不称职的领导。

不仅仅是特朗普，还有波索那罗和约翰逊，他们的名声也不怎么样。新冠危机会结束那些民粹主义外行政治家的时代吗？

当然，危机暴露出许多问题。特朗普还有其他同类型的领导者们，根本没有掌握行政上的入门知识，更是对危机管理一窍不通。然而问题是，他的选民是否对这些感兴趣，现实是否会打击那些狂热的追随者。就特朗普来说，其实一场错误百出的采访，就足以让选民放弃对他的支持。至于波索那罗(Jair Bolsonaro)，他确确实实感染了新冠，但病情较轻，却成功带偏了所有人，让那句“不过是场小感冒”变得更加可信。

但约翰逊(Boris Johnson)真是受了不少苦。

我曾经读到，新冠肺炎改变了他，让他想得更多。这一方面令人欣喜；另一方面，一个政治家只有自己遇到了麻烦，才会对同类问题敏感，总不能指望次次如此吧。这也证明，这样的人缺乏共情的能力。如果一个首相要先染上新冠病毒，才意识到问题所在，那也是他的失职。

您在新书里谈到：我们的社会低估了“讲述”的力量，它过于看重量化的方法，将统计数据神化…但新冠疫情驳斥了您的观点：我们的数学必须足够好，才能理解落差值、概率这些概念。

表面看似乎是这样。是的，在这场危机中我们需要科学式的精准，流行病学也大体是个统计类的学科。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搜集这么多数据干嘛？我们必须用数据来说明什么，纯数据什么都代表不了。我们需要以数据为依据的讲述，既有描述感，又要言之有物。柏林的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就是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科学讲述者。他的播客里也无外乎是数据，但Drosten用浅显的语言，谨慎而又细致地讲了出来。拥有这样的科学家，德国何其幸运。与此相反，那些最愚蠢的新冠病毒讲解者，他们深受阴谋论的影响，只是在拼命否认。

“当然，危机暴露出许多问题。特朗普还有其他同类型的领导者们，根本没有掌握行政上的入门知识。”

第一波新冠疫情来临时，还流传着世界末日式的说法。Lukas Bärfuss预言说，瑞士可能会比意大利还糟。

嘲笑那些“制造恐慌的人”总是很容易。Christian Drosten说得好：“搞预防的人永远不会获得荣誉”。确实如此：只要发出警报，就会采取措施，事情就会变得没有预告那么糟糕，那些人就变成了“制造恐慌”；如果没有发出警告，没有采取措施，事态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那么同一伙儿批评家又会谴责他们毫无作为。设想一下：假如巴塞尔狂欢节如期举行，我们的疫情可能就会变得和意大利北部一样严重。

您相信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那会不会马上有一本以新冠疫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出版，让我们大开眼界呢？

如果媒体宣称很快要有一本大型的新冠疫情小说问世，那么您大可持怀疑态度。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书都会是盛名难副。要想写尽新冠病毒这样的题材，不是一本小说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系列艺术化的讲述，通过电影、歌曲等等，这些作品的产生都需要时间，此后才能让我们深入地、多面地去理解新冠病毒这一主题。其实像“新冠”、“病毒”这类概念，都无需刻意提及；我们要展现的，是它们对人类大主题“爱”或“家庭”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提到反映2008年金融危机的优秀作品，我们会想起Rainald Goetz或John Lanchester的文字，他们只是含蓄地展现了危机。

“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我的写作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您在您的书《野蛮人的春天》和《力量》中也写到了金融危机，或者说是危机四伏的新自由主义。对您来说新冠病毒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学题材吗？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是的，但我不会写得病的个人经历，至少不会发表。但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我的写作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对所有严肃作家来说，都该如此吧。

新冠疫情对艺术产业也造成了冲击：音乐会、大型朗诵会几乎都不能举办了，许多公司濒临破产。现在的文化界是不是遭受了重创？

确实处于紧要关头。因为许多企业消失了，就不会重头再来。特别对享受津贴的小公司来说，真的很难。在文化产品的许多领域，其实都是以自我剥削为基础的，如露天戏剧、爵士乐、舞蹈，还有文学。艺术家们勉强糊口，大部分作家都不能靠卖书生活。而他们赖以生存的朗诵会，全部取消了。特别是那些要在封锁期内出版的书籍，处境非常糟糕。因为有人耗费5年时间写本小说，最后出书却成为泡影。

对新入行的人来说，新冠危机是机会吗？电子摇滚乐的DJ(唱片骑师)Westbam曾表示，如果能斩断文化企业原有的关系网，似乎也不赖。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很“硅谷”，也很像“disruptive talk”(破坏性谈话)。当然在一个僵化的体系下，行动起来的可能总是同一批人。但往往是这批“老人儿”，用经年累月的付出和努力构建出了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网络。如果这样的网络被摧毁，那么新的网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织起来。

那么信誓旦旦提到的书籍复兴呢？

哈哈，说的可能有点儿多。封锁期间书店也关门了，所以谈不上什么发展。可能有的人会从书架上拿本书看看，有这个可能。但那些疫情前都不看书的人，更不会在疫情期间打开书本了。

您将怀着怎样一种心情走入秋季和冬季呢？

带着深深的忧虑。如果再次陷入封锁，我们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上的：单亲家庭会变得越来越孤独；住房太小的家庭，矛盾会频频爆发；充满暴力的伴侣关系，失业率上升…

那么您自己呢？

不幸中的万幸，我幸免于难。医生说，近期我有抗病毒的免疫力。我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房子宽敞，伴侣关系和谐，有一个小小的经济后盾。相比较来说我过得不错。

原文发表于2020年8月8日《每日导报》(德)外部链接，本编辑部已获授权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