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在瑞士辛苦赚嫁妆的意大利女孩们
瑞士工业家埃米尔·布尔勒(Emil Bührle)在他位于托根堡(Toggenburg)的纺织厂里，不仅雇用了瑞士女囚犯，还有一些意大利年轻女子，意大利领事馆曾出面为她们维权。
1955年11月底，在托根堡Dietfurt的Marienheim少女之家福利院里有人闹事，两位来自意大利的表姐妹不满这里监狱式的住宿管理，而起来反抗。作为惩罚，福利院院长解雇了这两个叛逆的女孩，而随后另外八名意大利女孩也纷纷辞职而去。“这些意大利女孩反了，”主管这个福利院的Ingenbohl修道院的修女们曾写下了这样的笔记。
这对表姐妹来到少女之家才四个月，她们与大约30名意大利女性一起在纺织厂工作，这些意大利年轻女子被与60多名瑞士女囚安排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虽然她们比瑞士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但除了祈祷和工作之外，也没有太多自由空间。
Ingenbohl修道院的修女们将福利院里的女孩们带到Dietfurt AG纺织公司的工厂里工作，自1941年以来，这家纺织公司和下属工厂的女工宿舍都属于当时瑞士首富埃米尔·布尔勒。
这位工业家兼艺术收藏家在苏黎世以打压罢工而闻名，发起罢工的工人会立即遭到解雇，在托根堡也一样，纺织厂里闹事的女工也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那是11月的一天，坏运气落在了那两位意大利表姐妹身上，在Ingenbohl修道院档案馆中的一个记事本上写道：“她俩不听从主管修女的管教，”至于她们为什么不听管教，记事本上未加具体说明，想必原因不胜列举。
对这两位不听话的女孩，修女们采取了这样的惩罚措施：把她们与外界隔离起来；禁止探访亲属；还对她们少得可怜的业余活动加以规定，比如必须要去一位意大利牧师那里看电影；以及去林特平原的朝圣地祈福等等。
这些修女们想通过她们的严格管教，保护这些信奉天主的女孩免受侵害，对于修女来说，保持贞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而危险无处不在，这就是她们严禁未婚女孩与男人接触的原因。
廉价劳动力
然而，出乎主管修女意料的是，女工们居然如此团结，当表姐妹被辞退后，其他女工们做出了声援，也提出辞职，为此修女们特意聘请了一位讲意大利语的女性来调解，主管修女邀请女孩子们来分别与她做单独祈祷，但都无济于事，最后11名意大利女子离开了比尔勒的公司。
作为当时的纺织大国，瑞士的纺织机旁撒下了许多意大利女工的汗水，根据瑞士统计年鉴，20世纪50年代，瑞士纺织业的员工人数要多于钟表业，而且55%都是女性。为了将工资控制在低水平，瑞士纺织公司把年轻的意大利女孩招收过来，把她们安置在私人住所或天主教的女子福利院中。
Ingenbohl和Menzingen这两个地方修道院的修女们的职责是确保这些意大利青年女子在瑞士能生活无忧，从意大利引入劳动力的传统在瑞士由来已久，意大利早在1910年就针对瑞士纺织公司的招聘收紧了移民法。
1956年6月，Dietfurt福利院的情况再次恶化，三名意大利女子闯入纺织厂厂长办公室，抱怨主管修女禁止她们在周日晚饭后离开福利院。然而，厂长站在了主管修女一边，修道院的记事簿上这样记录。
几天后，三个意大利女孩中的一名-Isabella Durante*提出要求，想到苏黎世的叔叔家过周末-遭到厂长拒绝，但她还是去了。
当她周一早上回来时，厂长当即把她解雇了，而且她必须在当天晚上就离开福利院，“或许这种做法能在意大利女工中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一位修女这样写道。
然而Isabella Durante却并未直接回意大利父母家，而是去了意大利驻圣加仑领事馆，反映了她在Dietfurt毕尔勒工厂遭到的不公待遇。
主管修女被请到领事馆说明情况，领事要求她必须在意大利女孩进厂之前，就说明在福利院中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以便她们有所准备。
瑞士本国女工更惨
Irma Ehrler是纺织厂的一名瑞士女工，曾于1959年-1961年在那里被强制工作，她还清晰地记得那些意大利女工，她们在邻村的织布厂工作，每天早上一辆小巴士把她们送过来。
她说，这些意大利人在早班之后偶尔可以在村子里购物，而那些被强制工作的瑞士女工却不能享受这份自由。
“如果表现好，我们最多可以在周六下午获得去布茨维尔教堂忏悔的机会，而在周日下午，我们可以在外自由活动四个小时，前提是在我们听话的情况下。”
“如果表现好，我们最多可以在周六下午获得去布茨维尔教堂忏悔的机会，而在周日下午，我们可以在外自由活动四个小时，前提是在我们要听话。”
晚上10点下了晚班之后，只有那些在小教堂内做过晚祈祷的瑞士女工才能得到晚餐。
Irma Ehrle在18岁时被沙夫豪森的监护机构送到了Dietfurt，她每月从修女那里得到5瑞郎的零花钱。
“当我在20岁获得自由时，我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他们的解释是，我在工厂的工资都用来支付我的食宿费用，以及购置内衣和冬装的费用了。”
夏天的衣服都是女孩子们自己做的，她们可以用织布厂的下脚料做衣服，布料的费用从工资里扣除。Irma Ehrler在婚后改了姓，那些与意大利女孩一起缝制衣服的情景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没有堕落的女孩”
在Dietfurt的少女之家福利院中收留瑞士强制女工的情况最晚到1968年就结束了，Ingenbohl修道院在那时解除了与布尔勒纺织厂的合约，因为来入住的女工越来越少。
修女的数量不足，Ingenbohl的修女们为布尔勒工厂工作了104年，历经三次厂长的换代，对于雇佣童工和强迫劳动都予以了容忍，而这些修女们却很少受到微词。
早在1905年，社会主义者Angelica Balabanoff就在圣加仑的一份工人日报上谴责过这种女性福利院是 “教会-资本主义的劳改机构”，在那里，年轻女工受到打着基督教慈善幌子的剥削。但这一批评并未产生任何效果。在后来的战后时期，福利机构依然会将年轻女子送到Dietfurt进行强制劳动，尽管这种做法在1941年就已经被禁止。
1968年9月18日，Dietfurt的最后一位主管修女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在她发挥影响的这些年里，没有出现一个堕落的女孩子。” 在该修道院的记事簿上写道，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女孩曾在婚前有过性行为。
后来这家Marienheim福利院被三个意大利姐妹接管，她们从施维茨州的一家关门了的纺织厂来到这里。直到20世纪70年代，纺织企业都会将他们的外籍女工安置在福利院中。
不满的老板
1971年2月5日在纺织业雇主协会写给联邦委员会的一封信中，他们抱怨说：“现在‘少女之家’福利院中的外国女孩越来越少了，”联邦档案馆中的一份文件中这样显示。
这种“少女之家”中的外国女工曾解决了瑞士纺织业所需求的三分之一劳动力，“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的年轻女子被她们的父母送到瑞士的纺织厂工作，赚取嫁妆……”档案材料中写道。
纺织工业家们曾告诉当时的相关联邦委员Ernst Brugger，维持这些“少女之家”的正常运转意义重大，这里住的外国女孩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当地民众，因此不必担心会给瑞士带来“精神上的过分异化”。
格拉鲁斯州纺织协会主席Gabriel Spälty-Leemann甚至写道：“这些‘少女之家’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发展援助项目的一种，因为那些来自相对贫困家庭的外国女孩在这里除了参加工作以外，还接受到家政及其他技能的培训。”
1971年时，Marienheim少女之家中还住了19名意大利女孩，其余46张床位都空着，最后1名意大利女孩离开这里的具体日期没有留下记录。
*非实名
该文章最先发表在《观察者》杂志。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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