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的纽伦堡审判是众所期待的……但这能否实现？”
乌克兰的正义时刻尚未到来。是否可以在尚未实现正义之时期待和平？如何能与犯下“恐怖和杀戮罪行”的敌人达成停战协议？以下是法国律师、前外交官弗朗索瓦·泽米雷(François Zimeray)的分析。
弗朗索瓦·泽米雷是日内瓦和巴黎律师协会及国际刑事法院(CPI)律师。他是前法国人权大使和前欧洲议会议员，曾致力于红色高棉种族灭绝、刚果民主共和国童子军和其他问题的研究。2015年，在巴黎《查理周刊》恐袭事件之后，时任法国驻丹麦大使的弗朗索瓦·泽米雷在哥本哈根恐袭中幸免于难。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瑞士和其他国家都对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了谴责。欧盟(UE)强调俄罗斯当局应对这些杀戮行为负责。乌克兰正在呼吁伸张正义，现在应该怎么做？
弗朗索瓦·泽米雷：历史教会我们，有冲突时刻，有缓和时刻，最后才是正义时刻。面对暴行，鲜血仍在流淌，我们都认为需要伸张正义，难以接受自己在阻止这些罪行时的无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并未身处正义时刻。当然，公正时刻会到来的，但何时到来？由哪一个司法机构主持？眼下，那些当局或遭诉究的国家并未加入《罗马规约》(Statut de Rome)。《罗马规约》创建了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最具普世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如果说俄罗斯(实际上还有美国)并未加入《罗马规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莫斯科之后如何会更加主动地去接受一个特别法庭的组成，即一个新的纽伦堡(Nuremberg)法庭。换句话说，“21世纪纽伦堡法庭”成立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或是无法取得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当的合法性。因此，问题在于：能否为这些罪行伸张正义？纽伦堡审判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一个司法机构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无论是受害方还是被告方。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国际司法已经取得诸多进展，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尤其是不要出现胜利者的正义。
当时大家是否已对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是的，当然，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之后在法国，特别是巴比案(procès Barbie)中也同样提出了。质疑法官的合法性可能是一条既不光彩也行不通的防线。二战后，出现在被告席上的纳粹分子别无选择。而如今，特别法庭的合法性问题将遭遇激烈争论，存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且将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任何一项联合国倡议都会遭遇这个阻碍。
如何能在不遭质疑的情况下对这些罪行进行审判？
显然，在短期内实现正义的设想是众所期待的，但这是否具有可能性，是否切合实际？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方面充分具有合法性，国际法允许其对这些罪行进行审判，因为受害者主要是乌克兰人，乌克拉法院具有无可置疑的管辖权。理想情况下，我希望看到乌克兰法院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或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技术支持下采取行动。
但除此之外，谁具有对战犯进行审判的合法性？审判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得到认可？
理想情况下，如无法将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则应遵从建议，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这将是一个兼顾法律和历史的司法管辖。但是，我们会再一次问，在未能达成国际共识的情况下，这是否真能实现？我认为，乌克兰法院其实进行审判的最佳选项：掌握信息、名字，通晓语言，洞悉事实，受害者就近(战争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法院完全整合了公平审判的要求，其合法性是无可争议的。如果乌克兰方面发出国际逮捕令，相关个人将无法在俄罗斯境外旅行。
还有一个看似不现实，但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那就是俄罗斯司法。有一天，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不仅要面对乌克兰法院，也要面对同样具有管辖权的俄罗斯法院。当然，这是以俄罗斯政权更迭为前提的，不过，这不也正在途中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路线正在发生变化。我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过一百多次的考察访问，所见所闻让我深信，即使是最不透明、最封闭的政权也出现了裂痕，既深刻又难以察觉。
显然，克里姆林宫里有人并不赞同普京。我们目睹俄罗斯部分民间社会对动员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反应，以及那些开始发声的记者所表现出的勇气。成千甚至上万人死亡，这意味多少家庭失去了亲人？多少人直接或间接遭受波及？在某一刻，这些人将不再保持沉默。
如果回到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一切开始得如此之快……
是的，这是在一场其中一方完全被击溃、被歼灭的胜利之后进行的。纽伦堡审判既具有示范性，同时也是不完美的。这种情况如今是不可能重现的。准则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自1966年《纽约公约》(Pacte de New York)对公平审判提出要求以来。
一开始时，您提到了正义时刻。为什么正义需要等待？
没有正义就没有持久的和平，但未经缓和能否取得真正的正义？我们无法从战火与流泪中无缝衔接到法庭。调查必须进行，枪声必须平息，受害者必须发声。面对暴行，我们有实现即时正义的需求，但正义却需要恢复平静、与一切报仇之念保持距离。如果第一轮结果就是把对话者送进监狱，如何指望各方展开停火谈判？这是外交官们深知的悖论。
是否存在有罪不罚的风险？
这是一个可怕的风险，但却真实存在。这也是在冲突之后，实现和平往往以大赦法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想法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
在未对罪犯进行审判的情况下，有朝一日，俄罗斯民众会了解到在乌克兰发生的真实情况吗？
这首先是一个新闻和教育自由的问题。直到现在，俄罗斯人民经历的只有民族主义、宣传和否认。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的受害状态之中，其影响显而易见。十多年前，在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中，我注意到，俄罗斯官员和军人似乎都深信北约唯一的执念是要扼住他们的喉咙，这让我感到震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将会导致什么……
瑞士和法国都未使用种族灭绝一词，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ir Zelenski)总统却使用了。这是为什么？
我理解乌克兰人提到这个词，如果我是他们，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但在法律上，词语是用来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情况的，言必有果。俄罗斯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犯的是战争罪、反人类罪，而“种族灭绝”一词描述的则是对一个民族或人类群体进行的全面、大规模的屠杀。
如果最终出现了“纽伦堡2”，那些在俄罗斯进行煽动宣传的人是否有可能出现在被告席上？
煽动者和同谋应像罪犯一样受到惩罚。显然，那些煽动怨恨和偏执之火的人难辞其咎。我想起了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说过的话：“大屠杀并非始于毒气室，而是始于言论”。
(编辑：Balz Rigendinger，译自法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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