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将就基因筛查进行二次公投

胚胎植入前遗传病筛查是一种进步，还是过犹不及？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讲， 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左右党派之争。 Keystone

一年前，瑞士选民以多数赞同票通过了允许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GD)的宪法修正案；一年后，这一议题将要再次接受全民公投。

反堕胎团体抨击以公投方式贯彻该项修正法案，但是，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各个党派的国会议员们也认为新法尺度过大。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的法律刚刚通过(61.9%的选民投了赞同票)，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就要求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多语)外部链接，否决采用医疗手段辅助生殖法案(多语)外部链接。2015年12月，联邦国务秘书处(Federal Chancellery)收到了58’000多个有效签名–超过了要求数目约8000个。

但是，在该法似乎已成定局一年过后，进行二次公投原因何在呢？2015年6月公投结果出炉之前，瑞士是欧洲禁止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的最后一个国家。但是，当法律为遗传学筛查技术大开绿灯之后，却并未就修订法案的具体实施进行详细规定。

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法律草案(多语)外部链接中，联邦委员会当时只想针对一些特例允许采纳筛查技术：有些夫妇可能会将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传给后代，很可能这些疾病的发病期在50岁之前，并且又无药可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求助于该项技术。但是，国会目前的做法有违初衷，很可能会过犹不及。

该法的最后修订案规定，试管中的胚胎可以通过所有现存的基因技术进行检测，然后进行筛选。通过这种方式，患有唐氏综合症(Down syndrome，21先体综合症)的胚胎可以在植入之前就被淘汰掉。

差异、平等、团结

很快，反对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为了否决这一修订案，根本不必再像极端保守的右翼联邦民主联盟(Federal Democratic Union)–-与福音自由教会联系密切的瑞士福音党那样绞尽脑汁地去引用《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或者是援引纳粹的优生学幻想。

各残疾人协会的态度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即使在2015年宣传活动中对宪法条款曾存有分歧，然而，他们如今几乎全部站在了“否决‘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修订法’”的统一阵营，同声呼吁“一个没有歧视与包容的社会”，“无论残疾与否，人们可以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尽管过去曾经支持该项法律，一些政治家如今也加入到该行列当中。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党员、国会议员Mathias Reynard就是其中一员，他认为这并非自相矛盾。

“我不是在为基要主义进行辩护，我们不能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过去我支持该法，那是因为我认为，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夫妇可能会将病症遗传给后代，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我赞同胚胎在植入前进行遗传病诊断，针对特殊情况，我认为完全有理由采纳该项技术，但是国会的做法有些过激。”Reynard表示。他是为“否决‘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修订法’”进行宣传的多党派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该委员会的意见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多党派之间达成的共识，正如在通常情况下，当道德受到威胁时，问题就远远超越了左右党派之争，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就是如此。

很明显，个人价值观超越了党派间分歧。因此，该委员会包括来自政界的各党派代表，他们平等共事，其宣传口号也明确体现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对采用医疗手段协助生育的法律说‘不’”。

“我曾100%赞同联邦委员会的法案，如果在今年6月5日公投中，‘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法律修订案’能够被否决的话，我会准备提出一项新的提案。”Reynard表示。

‘对女性权利的一次挫败’

“我们现在等于从头再来，鉴于曾经赞同法律修订案的选民超过60%，他们为什么又再次发起全民公投？”自由绿党(Liberal Green Party)党员、国会议员Isabelle Chevalley对此表示疑惑，她是支持新法实施跨党派委员会的成员。

她准备“发起宣传活动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她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那些口口声声捍卫道德的男性们根本没有重视女性身心遭受的痛苦”。

她认为，否决该法是“对女性权利一次明显的打击”。

“如今，夫妻双方都可以进行检查，怀孕初期12周实施堕胎也是他们的权利， 我想提醒大家，这一权利是经过长期抗争得来的，实属不易。我不明白，举个例子，为什么我们应该强迫一对夫妇将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生下来，似乎一天大的胚胎比三个月大的胎儿更加值得保护，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Chevalley据理力争道。

前途未卜

“我们即将投票的这项法律与联邦委员会的初衷相差甚远。”Reynard反驳说。

“首先，对于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我们应该基于严格标准之上，控制人数，然而我们现在却在偏离正轨，所有采用试管婴儿受孕的夫妇都可以进行遗传学筛查[在此过程中，关于胚胎的各种细节几乎都可一览无余]，我担心，我们因此深陷困境。”

Reynard接着补充说，他“十分清楚”残疾人协会的观点，“如果我们广泛授权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范围，人们可能会对残疾儿童的父母说，‘唉，你们当时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孩子’。”

Chevalley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反对该项法律的人声称，防止患有唐氏综合症婴儿的出生是基于优生学方面的考虑，但是，为了防止滥用，法律条款中也有足够的预防措施。”

有人担心，如果残疾人数目减少，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弱势群体，对于这一点，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认为，科技进步会帮助抑制残疾，这是人们乐于看到的事实。

“在一次会议上，当我首次听到这样的观点时，我想他们肯定没有勇气将这种想法公布于众，然而，他们竟然这么做了！我再次重申，这种做法本身就毫无意义。”

(转译：薛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