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第50届年会活动上，与会者努力证明新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于1973年编写了首份宣言，该宣言被视作商业领袖的道德准则。 Keystone / Valentin Flauraud

商界和政治精英在达沃斯的首次聚会已过去半个世纪，世界经济论坛继续鼓励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呼吁采取相应行动，论坛主办方试图证明，这个凭邀请函才能参加的活动不只会喊漂亮口号。

1973年，世界处于冷战之中，各国身处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当时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提出论坛宣言(英)外部链接，主张公司不应该仅仅关心损益表。当时许多国家的青年纷纷参与反战抗议，而不是为了气候而示威游行，这个宣言可谓相当具有开创性。

就在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举办三年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了常被引用的一项理论(英)外部链接，即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多利润。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弗里德曼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施瓦布的理念则不受人待见，因为企业坚持股东利益至上。

施瓦布在上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反观他的理论时表示：“这个理念的主流化是无数艰辛努力的结果。”

世界经济论坛第50届年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达沃斯举行，论坛将施瓦布最初提出的宣言改头换面，提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英)外部链接的概念，并从一开始就提醒公众其要旨：有益于社会的生意才是好生意。

应对监管

正值企业界忧虑加剧之际，新的《达沃斯宣言》(英)外部链接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今，气候变化活动人士涌入街头进行抗议，政客们试图从药品价格到数据保护等的各个领域加强公司监管。  

公司正在做出回应。去年，一个由美国首席执行官组成的行业组织登上新闻头条，超过180位CEO签署了一份声明(英)外部链接，重新定义了公司宗旨，以囊括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由于公司已经面临来自员工、供应商和社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一声明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应对，而非首开先河的主张。

多年来，瑞士非政府组织“公众眼”的奥利维尔·卡拉森(Oliver Classen)都在达沃斯组织针对世界经济论坛的抗议活动，质疑公司和论坛的某些声明背后的动机。   

他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援引澳大利亚山火事件，并表示：“企业从未像今天这样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 在法规推出之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英)外部链接的企业都开始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瑞士的企业也感受到了公众压力。一直以来，瑞士宽松的法规是招商引资的一大卖点。瑞士议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展开有关“负责任企业动议”(Responsible Business Initiative 英)的辩论，这将迫使公司为其在国外的人权和环境侵害承担责任。瑞士人民今年很可能会对该动议进行投票。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教授弗雷德里克·达萨斯(Frédéric Dalsace)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同意。“软硬兼施的监管措施导致了一种博弈。公司是否会足够快地改变做法？还是政府会及时介入？”  

面临考验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外部链接，超过一半的美国龙头企业已经签发信函力挺企业“宗旨”。 甚至一些最受非政府组织批评的企业也改变了他们的措辞方式。

总部位于瑞士的商品巨头嘉能可(Glencore)现在将其使命(英)外部链接定义为“负责任地为日常生活采购商品”，而不是像2015年(英)外部链接那样简单地描述为“全球经营的商品生产商和销售商”。

但是，当公司的核心活动受到质疑时，他们的变革意愿也是有限度的。德国工业集团西门子(Siemens)发现自己成为了气候变化活动人士的目标(英)外部链接，其中包括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山火席卷了澳大利亚国土，受灾面积是瑞士国土面积的数倍，西门子因参与一个澳大利亚煤矿的开采而受到批评。

然而西门子无视气候变化活动人士的压力，选择继续推进煤矿项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凯瑟(Joe Kaeser)表示(英)外部链接：“尽管我对环境事件也极富同情心，但我确实需要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   

这导致全球工会联盟(Uni Global Union)执行董事克里斯蒂·霍夫曼(Christy Hoffman)等人对达沃斯论坛充满怀疑。她告诉瑞士资讯：“仅仅说我们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不够的。”  

“如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真正成为新生事物，而不仅仅是做表面文章，它就必须意味着权力更多地向工人等群体倾斜。”

有很多公司的确因为现有的产品和项目不符合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采取根本性的转变，或致力于开发解决方案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战。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些事在上世纪70年代根本闻所未闻。

达萨斯(Dalsace)表示，比法规更有力的是，股东乃至活动人士都配备有数字设备，是眼光十分敏锐的消费者。“当奈斯派索(Nespresso)胶囊咖啡首次问世时，并没有关注可持续性问题，但是消费者却主动要求雀巢做到可持续，雀巢也因此不得不做出改变。”

不再有独奏

卡拉森(Classen)还担心，所有的言论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不太关注对于企业的问责。 他说，“这就像纵火犯自称消防员一样。公司将自己包装成解决问题的人，但他们实际上制造了问题。”

对他而言，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去年签署的合作协议(英)外部链接就是这个问题的缩影。该协议“描绘了以下场景，企业高管成为了联合国有关机构和项目人员耳边的谏言者。这完全就是公司绑架全球治理，实在太离谱了。”

去年该协议宣布后，立即引起250多个民间社会团体的严厉批评，它们签署了一封联名信(英)外部链接，呼吁联合国终止该协议。他们说，“联合国的公司化”将使联合国失去合法性，在如今多边主义已经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削弱其公众支持。  

联合国机构在与企业合作方面饱受批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接受烟草业(英)的资金。

世界经济论坛的施瓦布认为，这些问题太复杂了，任何一个部门或参与者都无法独立解决。施瓦布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贫困问题，都具有不能单靠政府、企业或民间社会来解决的重大挑战。”

达萨斯(Dalsace)认为，排挤企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必须面对现实。如今，有些公司的市值已达数万亿美元，超过了许多国家的GDP。如果我们要解决问题，联合国必须学会如何与这些公司对话。”

他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比瑞士更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拥有许多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 “瑞士总是非常擅于寻找折中方案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