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利他主義國家
Laurent Goetschel是瑞士最活躍的和平促進工作者，在如今這種情況下，中立國家和中立組織的運作空間越來越小，那麼促進和平這樣的工作還有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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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的這個早晨歲月靜好：戰爭離我們很遠，市場上的小商販在賣向日葵；羅氏製藥的高塔聳入雲霄；秋季展銷會的遊樂場就建在青年戲劇院的旁邊；Laurent Goetschel接待我們的地方以前是個軍營。
以前這裡曾是軍隊活動的地方，現在卻是促進和平的地方，2019年瑞士和平基金會swisspeace搬到了巴塞爾，在此之前巴塞爾城市州答應每年為這個基金會出資40萬瑞郎。現在swisspeace是瑞士最大非官方、民間和平機構。
瑞士資訊swissinfo.ch：Goetschel先生，瑞士和平基金會能在烏克蘭做些什麼？
Laurent Goetschel：我們提供烏克蘭人訓練，教他們如何記錄戰爭罪行，以便有一天能在刑事法庭上派上用場，報名參加訓練的人很多。
這場戰爭告訴我們，軍事戰略對於民間促進和平事業的重要影響，就以核武器問題為例，我們總是覺得，威懾能起到阻止戰爭的作用。而現在我們看到的結果是，這種威懾也能促使戰爭的爆發。如果沒有俄羅斯的核威脅，烏克蘭也不會以這種形式出現戰爭。我們正在設法將解除核威懾與促進和平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換句話說，核武器可以防止大規模的戰爭，但卻有可能促成小規模的戰爭？
這正是目前烏克蘭的情況。
您有30年的從業經驗，在您看來，圍繞促進和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徒勞的嗎？
我喜歡將促進和平的研究與醫學做比較。我們總是能取得一些小小的進步，但戰爭和疾病同樣不會就這樣消失。促進和平的工作不應僅僅用是否又爆發了戰爭來衡量。
Laurent Goetschel在伯恩長大，在日內瓦大學主修政治學和國際關係。隨後，他在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衝突調解中心從事研究，並負責國家研究計劃“瑞士外交政策”，同時在伯恩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任教。自2000年以來，他一直擔任瑞士和平基金會swisspeace的主席和巴塞爾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2003年，他曾是當時的瑞士外交部長、社會民主黨聯邦委員米甚琳·卡爾彌-瑞(Micheline Calmy-Rey)的個人顧問。
您會從過去的衝突中找出規律，然後應用於新的危機中嗎？
會。對我們來說，處理好過去和過渡期的司法問題非常重要。這是為了保障受害者不再受到侵害，政治決策者們必須知道，他們的錯誤行徑遲早會被咎責。同時，我們還要阻止危機的再次發生，因為大多數內戰都不只發生一次。
讓我們來談談促進和平工作所產生的影響，瑞士和平基金會的最大成功是什麼？
我們工作的核心是把那些平時沒有交集的有影響力的人召集在一起。在阿富汗，儘管塔利班現在再次掌權，但我們依然有一個成功的例子：當美國人在2001年入侵，需要組建一個新政府時，聯合國秘書長的顧問給我們打電話說：“我們忽略了那裡的公民社會。” 於是在幾天內，我們在波恩召集了80名阿富汗民間社會的代表。雖然過程很混亂，但當時組建的那班人馬至今依然存在。如果說我們取得了什麼可持續性的成績，那就是這個在阿富汗民間社會層面的成就，政府層面總是有太多的腐敗現象，很難開展工作。
所以您會挖掘非官方層面的人？
是的，從正式的意義上來講我們找的是第二梯隊的人，而從知識層面，他們屬於一等梯隊。我們與律師、教師、村里的長者合作。敘利亞發生內戰的時候我們也嘗試這樣做-我們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為民間社會的代表設立了一個空間-為那些不會被官方邀請參與談判的人，可惜後來和平談判根本就未能啟動。
讓我們切換到國家層面，瑞士以“為和平增加一份力量”(A Plus for Peace)為口號被選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您對瑞士在那裡的工作有什麼期待嗎？
促進和平的工作只能出現在發生衝突的地方，不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所在地紐約，但紐約有著間接的重要性。安全理事會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機構，在那裡可以與有影響力的人建立聯繫。瑞士可以通過安全理事會的這個成員身份影響聯合國的和平建設進程，因為瑞士的重要性現在得到了認可。
在安全理事會瑞士首先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嗎？
當然，世界上沒有利他主義國家。就算誇張點說，瑞士積極從事促進和平工作是為了贏得正面的形象也一點都不過分。對於瑞士來說，被正面看待非常重要，而不僅僅是修復銀行保密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瑞士的確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自私、漠然、封閉和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這並不是現今國際社會所需的行為準則，促進和平工作就是為這種需求服務的。
而其他國家正在挑戰瑞士國際東道主國和調解人的角色。
的確，目前各國正在圍繞“誰是最好的”展開激烈競爭，促進和平這項工作本身其實就是促進關係。在瑞士，這也與國家自我定位有關，從事促進和平工作，在全國得到廣泛支持，甚至右翼政治陣營也不反對。但這並不意味著瑞士人願意為此投注更多的金錢，儘管他們普遍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世界正在向兩極化發展，無論在技術和軍事上，都在向自由化和專制化兩個極端發展。瑞士能否在這種形勢下，保持自己作為中立調解人的立場？
瑞士必須從實質上和政治上有自己明確的定位，才能發揮這一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瑞士必須支持衝突的某一方，作為調解人，必須公正，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自己的價值觀，瑞士可以保持中立，並明確表明自己的西方價值觀立場。
戰爭中的對戰方從來都對中立國怨聲載道，比如俄羅斯對瑞士對他們的制裁表示不滿，而烏克蘭則希望我們允許產自我國的彈藥從德國再出口。
當一個中立國受到批評時，往往涉及到了中立的質量。而和平促進者的工作是在衝突結束後，去處理那些在局勢最緊張階段遇到的批評。我們並未被擊倒，但我們需要外交政策的支持。
您這裡具體指什麼？
我認為如果瑞士政府能夠針對瑞士人民黨提出的公民動議拿出一個適當的反建議，對1993年的那份瑞士中立性報告做出調整，這將對政府的公信力和自我形象都有好處。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明確，保持中立並不意味著漠不關心，而是在促進和平及調解危機方面展現我們的優勢，而不是在戰爭中的優勢。
瑞士可以在衝突中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可以配合實施經濟制裁，但應該避免軍事干預，中立性為這樣的政策提供了保障。
而現在還在用武器說話，您是否主張應該在烏克蘭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和平？
只有在雙方都有意願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調解。無論是澤倫斯基還是普丁，都不能被強迫進行談判。
瑞士一向都會對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予以曝光和譴責。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場衝突中，瑞士能否發揮自己在促進和平方面的價值，尤其是如果瑞士直接或間接地提供過武器。所以我覺得這次瑞士如果想發揮促進和平的作用，最好不要介入武器上的事。
現在，瑞士又會被人說成是投機分子了，因為一開始並不介入，但後來又想負責調解。但是如果這場戰爭不分勝負，早晚要進入調解環節，我能想像瑞士能在此發揮作用，因為瑞士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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