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信任直线下滑，瑞士能否保持例外？

照片中是格拉鲁斯州(Glarus)市镇广场上的举手表决。研究显示，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地方信任度也更高 Keystone

尽管瑞士驻有最不受信任产业外部链接的某些最大企业，它仍是最受信任的国家之一。然而有迹象表明，在家门口发生了巴拿马文件与不少企业丑闻后，信任度也开始下滑。

全球调研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不信任的时代。2018年度的《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英)外部链接》(Edelman’s Trust Barometer)显示，总体上全球信任度在近几年中出现暴跌，且几乎没有复苏的迹象。在受调查的28个市场中，20个位于不受信任国家，比上年增加了一个，而美国更是经历破纪录的信任度骤跌。

该调查报告(英)外部链接把信任度下滑的主要责任归咎为反复出现的“假新闻”，以及政府等重要机构未能应对难民危机、重要资料外泄及腐败丑闻等重大事件。

在涉及对政府、企业界与媒体的公众信任度方面，瑞士是各国中少有的例外典型。经合组织2017年《政府一览》(英、法)外部链接报告指出，近80%的瑞士公民相信联邦政府，几乎是经合组织平均值42%的两倍，相比2007年提高了17%。而2018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还发现，总部设在瑞士的企业是继加拿大之后最受信任的公司。

双面瑞士

瑞士其实对企业丑闻与见不得人的交易并不陌生。2008年的瑞银集团(UBS)事件给国内的银行业投下了阴影，而近期对瑞士邮政(英)(SwissPost)篡改账目以骗取更多政府津贴的指控，也显示出即使是瑞士企业，仍有可能参与非法活动。

尽管如此，刑法教授与巴塞尔管理研究所(英)外部链接(Basel Institute on Governance)创办人马克·皮特(Mark Pieth)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电话采访时解释说：“加盖瑞士戳记依然在企业整顿上带有一定分量。所以选择把总部设在瑞士，仍是投出的安全一注。”

我们怎样来调和瑞士的不同形象呢？皮特表示，对瑞士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方面，瑞士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天堂；另一方面，它又是‘海盗’的港湾。这里的大宗商品交易、各体育协会，以及向冲突地区出口武器等情况，将瑞士置于不可思议的风口浪尖。”

自我再创造

皮特认为，瑞士仍能保持高度的公众信任，部分原因在于它拥有“难以置信的能力，能在希望似已泯灭之时帮助各企业进行自我再创造。瑞士人是机会主义者。当大趋势朝着某个方向迈进，或瑞士预见到重大金融损失时，政府就会开始改革机制的运作。没人曾经相信瑞士会废除银行保密法或是税制操控，但当瑞士见到预兆时便果断实施。”

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企业伦理学院(英、德)外部链接(Institute for Business Ethics)的伊莎贝尔·艾伯特(Isabel Ebert)目前正在研究大数据对职场信任度的影响，她认为“高度信任源自瑞士公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心，和对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某种信念。”皮特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对企业的这种信心深深植根于基督新教价值观：“瑞士的企业模式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人们相信企业从根本上是好的。”

我们相信人民

对重要机构的高度公众信任也有其他的原因。研究显示，政治参与度越大的地方，信任度也会越高。艾伯特解释说：“瑞士的直接民主令民众有种感觉，就是自己在政治上有发言权与影响力。这里的人深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会让各企业对任何经证实的不端行为负起责任。”

她还指出，公众信任要部分归因于客观公正的媒体概况。“在英、美等国，经济利益左右着报道的方式，而这里的媒体就没有这类大资金。它的政治化也不严重。”根据瑞士信贷报告(英)外部链接(Credit Suisse)，去年瑞士对媒体的信任度略有下滑，但仍比其他许多国家要高出不少。

皮特认为，部分信任是不应给予的。“实际上发生在瑞士的大多数企业丑闻都影响不到瑞士人民。如果看看楚格(Zug)，会看到风景如画的完美瑞士-火车准点到达，天竺葵开满湖畔。(目前正因洗钱受美国司法部调查(英)的)全球最大商品交易商嘉能可(Glencore)就把总部设在那里。但当地丝毫感觉不到该企业行为的负面影响。瑞士人在面对各非政府组织时，几乎显出惊诧不已的样子。”

信任度问题

然而有迹象表明，公众信任度也在逐渐削减。瑞士信贷集团的报告指出，瑞士各机构虽仍受人喜爱，但它们也在失去信任，唯一的例外是联邦最高法庭与各家银行。在20家排名最高的机构当中，18家在经历长年的信任度递增后，都于去年出现信任度减弱的情况。

民众对各动议的强烈支持，也显示出公民与重要机构之间信任基础的裂痕。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组织瑞士分会会长亚历克斯·毕斯卡洛(Alex Biscaro)举了2014年全民公决支持《大规模移民动议》的例子，该动议要求对来瑞士的欧洲劳动力重新引入人数限制与配额。政府、议会与商业界纷纷提出警告，称此举会损害瑞士经济，但公众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毕斯卡洛说道：“许多人最终投票支持限制人口自由流通，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各大企业会信守诺言-即不解雇瑞士劳动力，以便雇佣欧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支持《负责任商业动议(英)》的草根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毕斯卡洛解释说：“这个动议在努力争取对国内的大型跨国企业施行严格的法律措施，如果放在10到15年前，我不能想象这样的动议收集得到发起全国公决所需的10万个签名。”这正反映出人们对某些驻瑞士的公司缺乏信心，怀疑它们-尤其是大宗商品等领域的企业-在海外做生意时，若未有法律明确要求，那么未必会遵守基本的环境、社会与反腐标准。

对信任度的重要打击之一，是巴拿马文件披露出瑞士律师在开办离岸企业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些空壳企业可能会被用于洗钱或逃税。毕斯卡洛向记者解释：“虽然按照瑞士法律，这些瑞士中间人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违法，但人们为此类交易的不透明与秘密程度感到震惊。”此前还发生过国际足联(FIFA)的贿赂丑闻(英)，令人们怀疑规范那些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体育协会的宽松法律。

而在涉及到企业对政治影响-包括向各国家委员会出资-时，人们对透明度及缺乏透明度的担忧却在与日俱增。一份最近发表的评估报告(多语)外部链接对10年前建立的瑞士跨部门反腐工作组的有效性批评有加，质疑它的独立性及其是否有足够资源完成使命。

尽管瑞士在最新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英)外部链接中排名第三，但这是仅限于公共领域的感知测评。毕斯卡洛表示：“在腐败或企业不端行为案件中，事实上我们听说的仅占很小比例，约为5-10%。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翻译：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