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内的残酷现实：无法逃避的猥亵性骚扰

Westend61 / Oneinchpunch

医院和医学院终于开始逐渐接受并愿意正视自身存在性骚扰问题的残酷事实。尽管目前它们已采取了相关措施，但真正的变革还尚待时日。两位女性向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讲述了在瑞士学医期间，因遭无端猥亵，她们的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分崩离析、颠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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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岁那年，海伦娜*被分配到瑞士一家小型乡镇医院开始她求学以来第一轮临床实习。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工作进展得颇为顺利……但一切在那一天戛然而止。那是她实习生涯的最后一个周三，她的下班时间比平时要晚了不少。“我筋疲力尽，只想快点儿去换身衣服，”她缓缓回忆道。就在前往更衣室的路上，她被一位职位更高的异性同事尾随了。

那人把她推逼到走廊尽头，手摸上了她的侧腰，并试图阻止她摆脱自己的控制。所幸海伦娜很快就拼尽全力挣脱了束缚，迅速逃离了那个梦魇之地。

“作为一个年轻的瑞士姑娘，在酒吧或者派对上被人骚扰可能在所难免；但发生在工作场所，就太骇人听闻、太令人恐惧了，因为你会默认为工作场所是安全的，”她在接受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采访时坦言。

性骚扰，医学院“必修课”？

性骚扰并非某个国家或某类工作场所独有的“毒瘤”。这一广泛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了全球各地学术机构的普遍关注，在瑞士也是如此。各高校也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正采取各种措施力求解决痼疾。然而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以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医院，都当属性骚扰“重灾区”，性骚扰事件的发生概率远超其他院系和行业。

根据2018年美国的一项调查，45%的在校女性医学生都曾是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这一比例几乎达到了有相同经历的其他院系在校生的两倍。而在英国，48.8%的女性外科实习生均表示自己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而有同样遭遇的男性外科实习生也多达18.9%。

瑞士的相关数据寥寥无几，不过仅有的零星信息表明该国的现状也大同小异。由洛桑学生社团“打击医院环境中性别歧视态度联盟”(CLASH，Collectif de Lutte contre les Attitudes Sexistes en milieu Hospitalier)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逾半数医学院校学生在实习期间遭遇过性别歧视。受害者以女性医学生为主，而作恶的施暴者往往是身居高位的男性。

危险阶段

对医学生来说，最敏感、最易遭遇骚扰和歧视的阶段就是求学过程中第四、第五和第六年间的临床见习期。在此期间，他们通常会被分配到大学校园以外的不同医院实习，而这一过程需要高度依赖于医院内经验丰富的带教指导老师。

伯尔尼大学学生杂志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医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经历的各种性骚扰事件，比如“频繁通过社交媒体发送滋扰信息，让人不舒服且非必要的触碰，带有明显性暗示、性挑逗意味的言论，强人所难的邀请自己陪同对方吃饭、或者在员工休息室一起过夜”。

即使没有直接遭受过性骚扰，医学院校学生和医生们也难以规避在刻板成见和无意识偏见的助长下滋生的、而且每天都会碰到的“微歧视”(microaggression)-或者更确切的说，轻度冒犯。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采访的多位女性提到了对她们而言已经耳熟能详的微歧视言论：“女人太软弱了，对从事医学工作来说还不够聪明”，又或者“女人就该要么去儿科、要么待在厨房，而不适合外科”。

“我们亟需一种基于同意、认可、自愿接受和提供安全空间的新文化。比方说，我们的教师应该确保所有学生-无论其性别，在接受体检时都能在身体、心理或环境方面感到舒适愉悦，”瑞士医学院学生联盟(SWIMSA)前任主席、现已成为医生的比亚·阿尔贝曼(Bea Albermann)说道。

“首先，为了防范这类事件的发生，我们需要对医学生和教师进行相关培训，教会他们如何应对无意识偏见。”

性骚扰与微歧视

国际劳工组织(ILO)确认并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性骚扰：言语性骚扰、非言语性骚扰和肢体性骚扰。言语性骚扰，包括在社交场合和文化意义上使用不恰当、让人难以接受的性别歧视性言论和评价，持续地发出邀约提议和令人讨厌的诉求，或者持续发出私人约会邀请。非语言性骚扰，包括让人难以接受的姿势，暗示性肢体语言，不雅或猥亵性暴露生殖器或其他隐私部位，反复抛媚眼，让人生厌地展示色情图片或影像。肢体性骚扰，则涵盖了从故意触碰、抚摸、捏掐或拥抱到性侵犯或强奸等多种行为。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表述，仍将性骚扰主要聚焦在性侵犯或强奸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绝大多数性骚扰案例，都隶属于前两种形式。

微歧视，特指与隶属于某些特定群体的个人相关的言论，这里的“特定群体”，通常是少数群体，比如女性、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酷儿等等。微歧视言论又被划分为微攻击(即明确的贬损性评价，比如辱骂中伤、指责攻讦等)、微侮辱(即轻微地冷落，隐含着贬义的冒犯，譬如对一个女人说“你居然开车开得这么好，实在太让我惊讶了”，或者对一名同性恋人士说“听你的声音/你看起来不像个同性恋啊”)以及微否定(即蕴含否定、驳斥或无效化他人想法意味的信息，比如“女人就不能当外科医生”)。

沉默的羔羊

医疗保健在传统上就是一个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领域。虽然目前女性在所有医学专业学生中的份额已高达61%，但身为合格医师的她们依然难以晋级高升。根据瑞士医学协会(FMH)于2021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德)外部链接，瑞士全国范围内，主任医师-即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中负责管理和指导医疗工作的高级医师群体中只有15.3%为女性。英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该国女性科手术高级顾问仅占13%。

研究(英)外部链接表明，严格的等级制度、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以及容忍不端行为和提倡保持沉默的大氛围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性骚扰的滋生和肆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不幸的是，医学行业符合上述所有的条件。

“医院这个工作环境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伯尔尼大学医学院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Equality)的主席布丽塔·恩格尔哈德(Britta Engelhardt)介绍称。一家医院必须全日无休、不分昼夜地为病患提供服务，同时还肩负着为医学生提供临床实习的教学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缄默往往成了不容置疑、约定俗成的规则。年轻医生-甚至某些相对而言资历级别略微高一些的医生-的个人未来职业生涯，常常取决于资深医师是否愿意对他们的表现和能力给予正面评价。而导致的后果就是，资深医师针对他们的性骚扰行为，一般会被悄然掩盖或者压根不会被上报。

现如今，海伦娜已经26岁了，她在一家瑞士医院担任助理医生的同时，还在伯尔尼大学继续着学业深造。然而昔日梦魇再次降临，这次侵犯她的是一位比她级别高的住院医师。“我们曾经一块儿参加过好几轮早间例会，可能会议间隙聊过几次，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来往，”她回忆道。关于那场噩梦般的经历，海伦娜不愿再透露更多细节，但她指出，那次事件的余波给她带来的冲击与伤痛，要比经历本身糟糕得多。

事发当时，她感到难以言喻的羞愧、自责和无能为力。她很愤怒，不理解为什么就读的医学院会把自己分配到一个安全标准很低的地方去实习，要知道，这家医院甚至连员工更衣室都没有严格区分男女专用。最重要的是，她对于接下来该怎么做完全没有头绪：“我不想告发他，不希望彻底毁了他的事业，但我也不希望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就是最难的地方，我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倾诉、去商量。”

彼时，海伦娜实习的那家医院对于她经历的性骚扰类事件还未设立正式的接待或投诉部门，她也不想去向外科主任求助，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同样都是男人，我不觉得他们会站在我这边儿，他们会相信我的遭遇吗？会信任我吗？”

后来，海伦娜选择向医院里另一位女性高级医师汇报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但她也决定就此打住，不再深究，毕竟她的实习期在事发两天后就结束了。

蹒跚起步

结束实习回到伯尔尼之后，海伦娜向一位朋友吐露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而那位朋友当时正积极致力于收集关于医学生遭遇性骚扰的匿名证词，整理后悉数提交给了伯尔尼大学医学院。

基于相关匿名证词，伯尔尼大学医学院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并且切实解决了部分问题。“我们清楚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而且相继采取了不少具体行动，”恩格尔哈德表示。自2020年以来，伯尔尼大学的医学院在读生从第四学年开始就必须去参加一个关于性骚扰议题的课程，学习当自己不幸成为受害者时应该如何应对。于此同时，该校还为医学生们提供了一份各教学医院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投诉联络部门名单，以便学生们清楚知晓，在发生性骚扰的情况下该去哪里汇报、该找谁寻求帮助、该遵循怎样的程序。瑞士其他高校也陆续实施了类似的举措。

伯尔尼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一新办法深感欣慰。但由于长久以来缺乏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怀疑自己提供的证词能否保持匿名，投诉能否得到合理的反馈。

不仅如此，有些问题至今还依然没有答案：在涉及到临床实习的医学生所遭遇的性骚扰事件中，其就读的大学究竟能对外部教学医院行使多大的权力？今后，涉事医院会“报复性”地将这所医学院列入拒收实习生的“黑名单”吗？三方各自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级别越高，问题越严重

性骚扰带来的威胁并不仅限于医学院。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最近进行的一项调研(英)外部链接发现，该国91%的女医生都曾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而在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内70%的医生报告称曾在职业生涯中遭受过某种形式的骚扰。

2019年针对瑞士法语区1071名医生的一项调查(英)外部链接显示，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概率，会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而增加，资深高级医师便是最大的施暴群体。

外科的情况看似尤其严峻。接受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采访的多位医生都对这一推测表示认可，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说：“外科里(针对女性医生)的言论、成见、负面刻板印象多得让人难以置信。”

影响

性骚扰给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从焦虑指数骤升、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筋疲力竭、精神崩溃，到滥用药物和酗酒成瘾，不一而足。显而易见的是，这也会影响到身为受害者的医学生和医生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以及他们对病人的诊断和护理能力。

瑞秋*遭遇的性骚扰贯穿了她在瑞士的整个职业生涯，她的亲身经历表明，性骚扰和微歧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一个人的日常工作和个人生活。“我曾经预料到多少会遇到性别歧视，但我在瑞士工作的那几年，堪称我一生中最黯淡凄惨的时光，”她说。

那时，瑞秋在瑞士一家大学附属医院里担任外科住院医师。身为住院医师，她必须接受为期四年至七年的临床专科培训。在此期间，外科住院医师们需要在执业医师的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学习和工作，随后通过瑞士联邦级考试，才能最终拿到执业执照，成为合格的执业注册医师。

进入医院担任住院医师的第一天，在一众新人中，瑞秋就被另眼相待，得到了“特殊关注”。她回忆当时一位男同事直言不讳地说：“原来你就是主任说的那个金发女孩。”

她的照片被他人肆无忌惮地分享到WhatsApp群组里。“那是一种巨大的屈辱。当然还有人向我发出性邀请：你想跟我回家吗？你有兴趣背着你的男友跟我偷情吗？”

起初，瑞秋只尽力说服自己把它当作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并且婉转地拒绝了那些引诱式的提议，但随之而来源源不断的评论和微歧视逐渐给她的精神带来了负面影响。

慢慢的，她开始改变自己的应对方式。“我不再迎合他们，对那些所谓的‘玩笑话’强颜欢笑，而且我会当即要求他们立刻停止说这种粗俗的话。但事情也随即转变，”她说，但转变的方向并不如她所愿，甚至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我就像个陀螺一样，被安排接连上了一个又一个夜班，而且每个月只给我三天的休息时间。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得随时待命，时刻都能被叫回医院。”

她曾经试图寻求帮助并且勇敢发声，但医院院长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她自己去跟直属上司谈谈，要么主动离开医院，结束培训。熬了五年后，她最终选择离开这家医院和这个国家，而代价是她也离开了她在瑞士组建的家庭。时过境迁，现如今，她已经在欧洲其他地方重启了自己的医师生涯。

但即便是今天，瑞秋还依然在为当年勇于发声、公开给自己鸣不平的做法付出着代价。“时至今日，我和家人依然分隔两地。我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我没能改变任何事情。而且我不知道未来我的事业能得到多大发展。我们这个圈子其实不大。我的前任上司仍然有足够的能力来毁掉我的事业。”

就在本文发表时，她的前任上司还照旧在瑞士某医院担任着领导职务。

激进的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已提供了相关建议，其中就包括连续调查以便判定事件的严重性，切实贯彻政策以及对施暴者施以惩戒。

然而，资源的稀缺延宕了上述措施的贯彻实施。“各高校没有充裕的资金用于预防性骚扰事件。此外，高校中负责划拨预算的，80%都是白人男性，而根据统计，他们是最不可能遭遇性骚扰的人，”阿尔贝曼介绍称。据此，瑞士医学院学生联盟已在其提交的一份意见书中，公开呼吁瑞士联邦和各州采取更多措施，并积极参与到预防医学生性骚扰事件中来。

*采访者出于个人考虑要求匿名

(译自英文：张樱，编辑：Virginie Man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