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五年—我人生中极其美好的一段时光

汉茨·罗纳(Heinz Rohner)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书中插图

我叫汉茨·罗纳(Heinz Rohner)，在瑞士一家世界领先的奢华女装公司AKRIS任职营运总监。我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老大九岁，老二七岁，最小的三岁。

为了便于读者对下文内容的理解， 首先简短介绍一下我的成长历程。我在阿彭册尔州一个名为鹿河涧（Rehetobel）的村子里出生和长大。Rehetobel 拥有约1700人口，是阿彭册尔草原亦或是全瑞士光照最充足的小镇之一。按部就班地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之后，我开始在圣加伦的EY 公司担任审计。五年后转行到工业，成为圣加伦一家中型的家族纺织企业（以刺绣为主）的财政主管。圣加伦和阿彭册尔两个地区一度以其纺织工业和刺绣工艺而声名远扬，然而经济的萧条加上国际上的行业竞争导致两个行业在20 世纪销售额明显下降，唯有最具创新意识的纺织企业才在此领域生存了下来。在这家业务遍及全球的纺织企业中，我工作近十五年之久。期间，我通过去子公司出差和参与执行各类项目，对其他国家的情况有所探悉。也是因为苏州的分公司，我那时候开始常与中国打交道。虽然我很欢迎异国语言和文化，但面对中国却一筹莫展。自进入职场以来，我从未因为要弄清楚话题而遇到过这么多难处。我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才能够正确地意会或解释那些问题。除了文化差异外，语言与文字是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在其他国家工作的时候，从未有过此般无助，因为至少我懂一些当地的语言或者能读懂资料，而在中国却截然不同。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翻译，可是我们知道，翻译过程中总会有些信息遗漏。那段时间我很不愉快，不是因为中国人和中国员工，而是我所感到的无助！

汉茨·罗纳(Heinz Rohner)

1965 年出生于瑞士外阿彭策尔州的鹿河涧小镇，与妻子卢鸿博士育有三个孩子(九岁、七岁、三岁)。瑞士联邦认证的会计核算与财务控制专家，曾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三个学期，并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供职于瑞士圣加仑的奢华女装公司AKRIS， 曾任财政总监，现任营运总监。

我多次尝试自学中文，也买了很多课本，可时间却总是不够。后来我决心去中国度假四周，借机进一步认知中文。这次才算成功入门了。可是返回瑞士，既没有了语言环境，也没有时间继续强化学习。于是我决定到瑞士的一所私人学校里去上中文课。我的老师是一位中国教授，当时她在圣加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因为繁重的财政主管工作占据了我所有的精力，我的中文成绩并不好，但是我享受在这个不大的语言班里的每一堂课。慢慢地，中国离我越来越近。跟老师和同学之间与课上课下的讨论，使我对中国和中文有了更好的理解。

虽然我当时的工作非常有趣，也很高端，可是我发觉内心已经在敦促自己，该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了。于是我打算再读一个专业，多学一门语言。在与教授探讨和做了评估之后我选择去中国南方读中文，并去香港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在此期间，教授也完成了她在圣加伦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中国。我们仍保持着联系，她后来调转到深圳大学任职大学教师。

事情继而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我辞去了纺织集团财政主管的职位，想为赴中国留学这件大事做准备。但是由于职位特殊，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其实并没有时间做认真的准备。直到2007 年9月1日，中午刚离开公司， 晚上便搭上飞往中国的航班，也几乎没时间与父母和朋友告别。

从到达中国那一刻，我开启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虽然我自己做了微乎其微的准备，却得到了教授极大的帮助：大至语言学校的报名、注册入学，找寻住所，小到购置日常所需、打出租、乘地铁……教授老师的支持可谓无微不至。香港中文大学的MBA专业九月份开学，十月份深圳大学的语言课程也随之展开。

香港的MBA专业系英文授课，是与荷兰、美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合作进行的国际课程。开学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可坐在教室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竟然听不懂香港英语！最初几天，我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听那些教授讲课，我非常吃力，只能听懂一小部分，不是因为课程内容，而主要是因为英语口音。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日，直到我终于学会了香港英语的旋律。如今谈起，一笑了之，当初的日子可是不好过。

前面提到过，除了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我还在深圳大学读语言课程，开学时我被合理地安排到初级班。与平均年龄约40 岁的MBA班相比，语言班同学的平均年龄才20出头，我自然成了班里最老的一个。班里的同学虽来自五湖四海，却显得和谐。而且不得不说，中文老师们真的很棒，对我们，或者说对我也非常耐心。语言于我而言一直都是难题，这方面我没什么天赋。每天上午上完课，下午还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观光或其它。当然也常常跟在瑞士时的教授见面。一来二去，我们之间渐渐产生了爱情。身边有这样一位聪慧能干又有魅力的女伴，我在中国的生活变得非常开阔。如果没有她，我恐怕永远无法经历彼此所参加的那些活动。在中国我遇见了很多可爱的人，为此我至今感激不尽。当我与教授之间的相处越发融洽，爱情也愈发浓烈时，我们决定结为连理并在香港举办了一场朴素却又非常美好的婚礼。除了我和太太，只有MBA班里的两位证婚人在场。

婚后我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在香港出生了，并同时拥有瑞士国籍和香港居民身份。怀孕期间和生育之后我太太也一直在深圳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也同时负责一个与英国合作的国际交换生项目。

结束一年半的中文学习之后，我非常渴望有份工作。尽管上大学和学语言都很愉快，我仍决心重新回到职场。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中的心酸令人难以想象。我向来以为，受过良好的教育，找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不知道寄出了几百份求职信，其中99% 的信件杳无回音，真是荒谬！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瑞士的教育体系与亚洲差别很大，在这里并不为人所熟知。终于，有一扇门为我敞开：我成为香港一家较大的百货集团商务发展部的副总。由于工作中要用到广东话、普通话、英语等多种语言，而且要游刃于香港、大陆以及日本的文化之间，这个职位并不容易驾驭。大约一年后，我换到一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IC ：电脑芯片/ 集成电路）。公司刚刚起步，我负责财政、审计和管理。大部分员工在中国南方工作，我从中发现，无论语言还是文化，香港人和大陆人都大不相同。有时候我觉得，我更能理解大陆同事。工作过程中，我得以对公司业务，对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人际往来以及商务交易有了很深的了解。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这里其实与欧洲大同小异。

工作以外，我继续忙于香港的学业。成功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继续攻读工商管理博士（DBA）。

有太太和孩子们的陪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我太太因为是教授，拥有很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所以我们常常与有趣的人群打交道。因为夫妻俩都工作， 家里有保姆照顾孩子们。起初我并不太习惯，因为在欧洲只有少部分人才请家政。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家里都有外人在，我觉得很别扭。但是这个服务体系某种程度上放宽了人的权利，这在瑞士不太可能发生。

坦率讲，我在中国生活的很舒服。那时候我只是有些怀念瑞士的四季、奶酪和面包。当然不是每个日子都充满阳光，可是其他国家里也是一样。当我们客居他乡时，其实只须关注大方向，而对于众多的“小节”，接受即可。

在中国，我经历了美好又丰富的五年，在文化层面上非常集中又极其有趣。五年过后，我们迁居瑞士，回到我长大的村庄。对我来说，这是回家，可我的太太却是迈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她正努力着在这个国家立足，可这谈何容易！这里的人们文化背景不同，很多人也不讲英语。这里与中国也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保姆，没有按摩，也没有美容院和饭店里的夜宵……太太目前照顾着三个孩子和我们的家，这已经是一份超负荷的工作。瑞士男女的社会分工很传统，与中国不同。无论如何我坚信，我的太太会很快重返职场的。瑞士该是很期待这样一位高级专业人才入职。

我想在这里向我的太太和中国许许多多亲爱的朋友们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当初对我的友好与接纳。这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我非常珍惜。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