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会意外促成瑞士“零工经济”崛起吗？
零工经济，曾因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与就业市场再次遭受重创。后疫情时代，当许多国家对零工经济寄予厚望的同时，瑞士能以更开放的姿态接纳这种新型用工模式吗？面对就业困境或个人财务压力的打工者，能否最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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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民宿短租、外卖送餐、网络预定家政保洁……无需被企业雇佣，只需通过互联网和智能应用手机程序，就能承接短期或单次工作-这种以“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为座右铭的新型工作方式，近年来风靡欧美亚各国。
然而，当“零工经济”在美国、英国、中国、巴西等地盛行的同时，瑞士民众却反应冷淡。
从业者少，收入惨淡
瑞士联邦统计局(Bundesamt für Statistik)首次针对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并获得相应报酬的零工经济从业者进行了调研(德)外部链接。结果令人沮丧：不仅网络平台服务从业者寥寥无几，而且收入惨淡。
回溯2019年，仅有0.4%的瑞士居民表示曾在此前12个月内依托网络平台，从事过商品销售、房屋出租、送餐、网约出租车等工作。
在中国、印度、美国外部链接等地，相当比例的劳动适龄人口，已将从各类网络平台获得的短期兼职工作作为个人主要收入来源，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科技和App满足消费者的“即时”商品或服务需求，已成为他们赖以谋生的主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士绝大多数网络平台服务从业者的税前年收入还不到1000瑞郎；整体来看，通过网络平台打零工的瑞士居民人均年收入为5849瑞郎，算下来每个月仅有487瑞郎-显然，单靠这笔收入，在以生活成本高昂著称的瑞士根本无法糊口。
“瑞士太富裕了，单靠打零工很难维持生计”
瑞士智库GDI研究所(Gottlieb Duttweiler Institute) 专注于研究社会和经济领域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员Karin Frick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瑞士太有钱、太富裕了。但凡就业市场上有足够多的相对高薪的工作，像Uber这样的公司就很难在这里立足，”她在接受新闻网站Watson采访时(德)外部链接解释道。
在许多国家，打零工者大多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边缘人士或朝不保夕族，瑞士人在经济上却有足够的自信，不需要非得通过打零工获得的额外收入来构建安全保障。“经济压力，往往是人们乐意把自家房屋或车辆的使用权出租出去的第一推动力，” Frick说，但在瑞士，这种压力实在太小了。
调研结果也佐证了她的说法：在所有通过网络平台参与零工经济的瑞士居民里，只有1.2%是因为找不到一份稳定工作，才选择投身零工。
苏黎世公共事务研究机构(ZIPAR)主席Marko Kovic外部链接则认为，并非瑞士人对打零工不感兴趣，而是“和美国、中国等相比，瑞士的零工经济才刚刚进入蹒跚学步期，”从业者尚未形成规模，“国内的网络平台数量很少，也还没有真正站稳脚跟，所以目前想要在瑞士单靠打零工恐怕很难维持生计，”他告诉瑞士资讯。
疫情成为瑞士特定零工经济领域的催化剂
虽然瑞士尚处于零工经济的起步阶段，但就全球范围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全新概念。
“零工经济”一词于2008年重创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盛行。彼时，各国大量失业者需要一份临时性工作，以有偿方式把个人闲置的人力或物质资源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很多公司为了减省人力成本，转而更多地聘用临时雇员或兼职人员，因此，Airbub、Uber等匹配临时服务需求的互联网平台相继成立，该行业迎来高速发展。
如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波及全球，瑞士也未能幸免，国内就业市场、公司或居民个人财务状况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零工经济借助危机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场景，能否在瑞士重演？
瑞士为遏制疫情蔓延采取的种种封锁措施，迫使部分曾经活跃于零工经济中的自由职业者-比如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工或自由摄影师-工作机会大幅缩减，暂时进入“冬眠期”。但减少社交接触的防疫措施，却意外地给某些特定零工经济领域带来了巨大收益。
“自3月中旬以来， Uber Eats在瑞士的业务拓展非常积极。短短数月，我们的服务覆盖网点已在原有的10个城市的基础上，新增了卢塞恩(4月)、圣加仑(5月)、纳沙泰尔(5月)、温特图尔(6月)，未来几个月还计划继续扩张。”据提供外卖送餐快递服务的网络在线平台-Uber Eats瑞士分公司公关负责人Luisa Elster向瑞士资讯介绍，在1月至6月期间，仅在苏黎世市，其合作伙伴餐厅数量增加了一倍，送餐区域范围扩大了五倍。
后疫情时代，瑞士零工经济能走多远？
Kovic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瑞士会涌现出更多的对接匹配供需网络平台和App，零工经济也将获得更丰沃的成长土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经此一“疫”，越来越多的瑞士公司被迫打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工作模式，接受远程办公、灵活工作制的现实。因此，公司对知识经济领域的“白领”零工-比如从事咨询、创意设计等高度依赖远程办公、无人场景交易与服务的短期兼职工作者-的接纳程度，较疫情前有所提高。
至于在服务产业领域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零工，从业者也有可能会越来越庞大。因为部分居民或许会在疫情消退后考虑打零工赚钱，以应对疫情后潜在的失业危机，规避单一全职工作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这种趋势会在瑞士持续下去-毕竟，(选择零工雇佣模式的)公司能从中获益，” Kovic表示。
零工经济，能否实现多方共赢？
尽管如此，在Kovic看来，虽然瑞士各种疫情封锁措施给包括送餐服务在内的零工经济领域带来了巨大受益，并且让消费者得以“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但细究之下，却是以牺牲打零工者的劳工权益为代价所换取的。
研究零工经济现象的美国社会学家Alexandrea Ravenelle曾在其著作《奔忙于零工》(Hustle and Gig)中描述道：“零工置身于永无止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状态中。”而此次疫情，致使瑞士零工群体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不安全感得以突显。“接不到订单的Uber网约车司机，收入几乎等于零。而且按照惯例，他们还无权领取失业救济金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福利，” Kovic介绍道。
Elster强调指出，Uber和UberEats瑞士分公司在疫情封锁期间为所有司机和送餐员提供了所需的口罩等防护设备，并早在2018年就开始向所有在意外事故和疾病中面临收入损失的“独立合作伙伴”提供一笔补偿金。
但在Kovic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要解决零工不稳定的工作处境。
“零工经济是一种所有利益攸关者共赢的局面吗？不，近年来的现实表明，它有重重弊端，” Kovic介绍，和其他国家一样，瑞士零工普遍在享受零工经济带来的安排自由、时间灵活等优点的同时，也面临着劳动保障缺失问题。
Kovic在一篇文章外部链接中写道： “在瑞士，Uber打出的广告是：做自己的‘老板’、成为能‘自由且灵活’地安排个人日程’的‘独立合伙人和司机’。听上去颇有吸引力，但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一下公关策略背后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发光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
Kovic 表示，打工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劳动法框架下的身份和定位，然而，绝大多数零工平台并不把零工视为员工，而是当成了自行承担风险的“个体户”，零工往往需要为自己的各种社会保险负责。但很多从业者会疏于准备养老退休金，或者发生意外事故时会面临的收入损失，因此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他们得一直抱着希望：别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别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别有汽车故障，别生病-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得完全孤军奋战。”
“这说明，瑞士需要策略性的监管。但这必须由政策来提供。” Kovic指出，美国近期零工经济的发展值得瑞士借鉴。加利福尼亚州于6月初裁定外部链接，与Uber和Lyft等平台签约的网约车司机，享有的权益等同于“雇员”。“我认为，瑞士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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