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威脅”怎樣塑造了瑞士製錶業
蘋果及其他智慧型手錶給瑞士製錶業造成了潛在的致命危機-但這其實已非什麼新鮮事。讓我們一起回顧多年來“瑞士製造”這一桂冠曾經遭遇的種種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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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機可否算得製錶業的一次“歷史性”重大危機？ 2020年，瑞士目睹了瑞產手錶的海外銷售縮水22%，降至170億瑞郎。自2008-2009年金融危機至今，我們還未見過類似的暴跌。相比之下，在衛生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內，智慧型手錶的銷售額竄高20%，給入門款“瑞士製造”腕錶帶來一次新的打擊。
經歷了2021年初的回彈後，大阪大學教授與鐘錶史專家皮埃爾-伊夫·棟澤(Pierre-Yves Donzé)寧願相信這支是一次暫時的危機。 “儘管如此，此次危機亦有可能強化20年來的大趨勢，即銷售量走低和豪華款走強，”這位專家強調。
這種幾乎致命的結構性危機，瑞士製錶業已經歷過三次。雖然三次的結局各不相同，卻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基於更具競爭性新商業模式的海外競爭造成的威脅。
“醒醒吧！”
1870年，全球鐘錶產量的70%出自瑞士-瑞士主宰著製錶業。然而在費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改變了這一局面。美國沃爾瑟姆製錶公司(Waltham Watch Company)推出了首台能夠生產精密螺絲的全自動機械，並展示了一條手錶生產線。這個革命性概念使得生產精密與可更換的機芯成為可能。
從美國歸來後，浪琴(Longines)工程師與瑞士代表團成員雅克·大衛(Jacques David)撰寫了一份振聾發聵的報告-《各位瑞士製錶匠閣下，醒醒吧！ 》。標準化製造、零部件加工、廉價手錶批量生產、縱向集中化：從1890年起，美國就已取代法國，成為全球第二大鐘錶製造國。
一朝被追趕，瑞士才有反應。作為瑞士鐘錶最大進口國的美國，1872年的進口額還是1830萬瑞郎，1877年已跌至350萬瑞郎。一名美國工人每年能生產150支手錶，而瑞士製錶工匠每年支能生產40支。雅克·大衛因而著手進行生產的現代化。在汝拉山脈(Jura)腳下的汝拉伯恩地區，建起了首批能容納數百名不熟練工人的生產場地。也是從那時起，在瑞士中低檔手錶的工廠式機械化批量生產開始和高檔、高精錶款製作中心並存。
零部件出口與持不同意見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士製錶業改為生產武器裝備。戰爭一結束，這個行業即遭受到生產規模過大與價格不斷下跌的重擊。在德國的普福爾茨海姆，自1922年起依靠“chablonnage”做法“從零開始”浮現出鐘錶製造業。這種做法的具體方式是把手錶機芯作為零部件出售到海外，接著在那裡組裝以降低人工和規避關稅，這令製錶行業雇主深感擔憂。美國同業競爭依然激烈，而此時還要面對來自瑞士的工業轉移-美國品牌寶路華(Bulova)從1912年就已在比爾(Biel/Bienne)開設了自己的首個鐘錶組件生產廠。
為了對抗打著瑞士旗號在海外生產手錶，首個卡特爾-Ébauches SA-於1926年成立，生產、定價與出口政策都需遵循協議。大蕭條更是強化了保護主義：瑞士通用鐘錶工業股份公司(ASUAG)於1931年創建。
這家“超級股份公司”與持不同意見的企業展開了一場經濟戰。聯邦政府也以決議方式介入，合法化卡特爾的即成事實：《鐘錶法令》設立了出口與生產許可證(1934年)和企業主定價(1936年)。 “政府干涉主義得以緩和行業內工會與雇主的關係。大家都害怕革命或極權的雙重威脅，”歷史學家約翰·布瓦拉(Johann Boillat)提醒道。
石英“神話”
在“光榮的三十年”期間(譯註：即二戰結束後全球經濟迅速發展的30年)，國際競爭的加劇帶來製錶業的自由化，而《鐘錶法令》也在1971年被廢除。上世紀60年代末，製錶業尚有1500家企業，共計9萬員工；到1985年僅剩500-600家企業，合計3萬員工。 1975-1985年結構性危機的罪魁禍首是來自石英錶的競爭。這本是瑞士的技術創新，卻被日本人充分利用。
在皮埃爾-伊夫·棟澤看來這只是個“神話”。他的研究表明，石英錶變革並不是危機的根源，但卻強化了後果。問題首先在於《鐘錶法令》限定的生產體系，即雙軌模式陰魂不散：優質高檔錶的不合理化製作(除了勞力士)，相對於低檔錶(類似Roskopf“工人表”)的大規模生產。而瑞士錶的競爭對手日本精工(SEIKO)則結合了兩種模式，推出更精準、更廉價的批量生產優質腕錶。
損害瑞士的另一個因素則是貨幣。 1973年取消固定匯率體系後，瑞郎與美元的比價便開始放飛。 “瑞士製造”鐘錶在其主要市場的售價貴得離譜。 1970年瑞士錶在美國鐘錶進口總額中尚佔83%的份額，到1975年已不足59%。
收復失地
瑞士不再相信機械錶。歐米茄(Omega)難以售出本品牌的電子錶，兩家主要控股公司- 瑞士通用鐘錶工業股份公司和瑞士鐘錶工業集團(SSIH)-面臨幾乎破產的窘境。瑞銀集團(UBS)與瑞士銀行集團(SBS)等幾家大銀行受召出手相救，委託尼古拉·海耶克(Nicolas Hayek)重振製錶業。他有何計劃？將所有製錶公司整合為一家大企業。出人意料的是，由銀行組成的財團為這次營救活動提供了資金。
瑞士通用鐘錶工業股份公司和瑞士鐘錶工業集團的合併產生了瑞士微電與鐘錶製造工業有限公司(SMH)，即斯沃琪集團(Swatch Group)的前身。尼古拉·海耶克和一群投資者接管了大部分資本。在《廣場協議》(1985年)簽訂後，日圓兌美元匯率升值導致其喪失與瑞郎的競爭力。而此時正值斯沃琪集團以閃電速度收復失去的市場。
(譯自法語：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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