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在國際上是一個什麼形象
瑞士在當今世界上是一個什麼形象？ 我們與瑞士外交方面的兩位重磅人物勞倫特·韋爾利(Laurent Wehrli)和法比安·莫利納(Fabian Molina)進行了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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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的情勢是：全球危機與日俱增，各種危機相互疊加。造成的結果就是地緣政治狀況日益複雜。瑞士應該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中如何定位？在國際上又是一個什麼形象？
勞倫特·韋爾利(自由民主黨)和法比安·莫利納(社會民主黨)是國民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韋爾利自年初以來一直擔任該委員會主席。
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瑞士哪些外交政策行之有效，哪些行之無效？
勞倫特·韋爾利：在與歐盟的關係上，我們顯然動作太遲緩了。我們沒有下定與歐盟進行良好合作的決心。但這並不是外交政策或外交部的錯，是我們的內政產生了影響。從國際層面來看，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議會沒有拿出足夠的資金發展與歐盟的合作，實際上我們拿出國內生產毛額的0.5%就夠了。
我們利用外交政策來收拾之前經濟掛帥造成的爛攤子。 法比安·莫利納(Fabian Molina)
法比安·莫利納：瑞士在外交上做了許多努力，也因此在國際上仍然享有良好的聲譽。我們被公認為一個沒有黑箱操作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優勢。 然而，我們外交政策欠缺的是一致性，這也與外交部長伊格納齊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的行事作風有關。他發明了這樣一句話：外交政策就是內政。我想反過來說：內政就是外交政策。我們在瑞士做出的決定會影響到地球另一端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在目前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受到侵蝕的情況下，瑞士更應該為地球上的生命承擔更多的責任。
瑞士真的有外交政策嗎，還是只有對外經濟政策？
莫利納：瑞士仍主要奉行對外經濟政策。從1990年代起，瑞士才開始有外交政策，但也要看領域。在遇到問題時，瑞士首先會考慮經濟利益，外交政策被置於經濟利益之下。
韋爾利先生，您同意嗎？
韋爾利：是也不是，我們當然有對外經濟政策，這很重要，而且影響很大。但在當前的危機中，我們奉行的是外交政策，而不是經濟政策。例如，正是瑞士的外交政策為莫三比克北部帶來了和平，這不是對外經濟政策在起作用。
莫利納：莫三比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瑞士為和平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那是在瑞士信貸銀行透過腐敗交易毀掉莫三比克並使其陷入債務危機之後的事了，這場危機也助長了當地暴力的升級。然後，我們再利用外交政策來收拾我們之前造成的爛攤子。
韋爾利：但是瑞士信貸銀行並未告誡聯邦委員會：「不插手莫三比克對我們更有利，因為腐敗可以讓我們賺錢」。因此，經濟政策並沒有牽制外交政策。瑞士所做的具體事，如在孟加拉或黎巴嫩建設難民營，當然也與經濟政策無關。
中東戰爭也撼動了歐洲的政治格局。 這會產生什麼影響，包括對瑞士所扮演的角色有什麼影響？
莫利納：這將令採用「兩國解決方案」來保障一個持久、公正和平的局面變得更加困難。我仍然認為，兩國解決方案是該地區的唯一和平保障，之後國際社會將需要更多地討論後續問題，而這時候瑞士便可以發揮作用了。
歐洲如此明確地站在以色列這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歐洲要擔起制止這個歷史上最嚴重的反人類罪行的責任。而全球南方國家則不懂西方為何雙標做事。
無論從哪個立場，所有針對平民的攻擊和手段都是不可接受的。像瑞士這樣的國家尤其應該明確這一點，何況與德國、法國或美國相比，我們在南半球的形象還是要好一些的。
韋爾利：的確，哈馬斯10月7日發動恐怖攻擊之前和之後情況是不一樣的，具體情況不只是一句「西方支持以色列，阿拉伯支持巴勒斯坦人」這樣簡單，我們再次陷入沙烏地阿拉伯和 伊朗之間的衝突–再加上與伊朗結盟的也門胡塞武裝也火上加油，發動一連串衝突。
同樣令我擔憂的是，無論是巴勒斯坦人民或阿拉伯國家至今仍未意識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軟弱無能。
議會最近討論了取消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撥款。瑞士以此想表達什麼立場？
韋爾利：這筆近東救濟工程處的撥款只是2,000萬瑞郎，而瑞士聯邦委員會批准了8,600萬瑞郎用於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其他巴勒斯坦非政府組織。這顯示了瑞士願意伸出援手的意願。
瑞士一直與哈馬斯有直接接觸，現在卻在討論對哈馬斯的禁令。這說明了瑞士的什麼態度？
莫利納：瑞士一直都能與所有人對話，這一點也深受以色列政府的讚賞，瑞士將繼續這樣做。
與哈馬斯的對話成功嗎？
莫利納：目前沒有對話，只有一個聯絡對策。如果指解救人質，那麼瑞士就做到了。是的，如果拯救生命算是一種成功的話，那麼瑞士就成功了。
該地區危機的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伊朗，瑞士與伊朗有特殊關係–這還能說得過去嗎？
莫利納：當然不能，當我們說「支持以色列」時，這也意味著要疏遠該地區的不穩定因素–伊朗。但瑞士尚未明白這一點，一直被中立和斡旋這樣的教條理念所牽制。中國僅用了六個月就取代了瑞士，在伊朗實現了促進和平的合作，並因此而取得了比瑞士過去30年透過外交政策取得的更大的成就。瑞士現在必須改變對伊朗的態度，歐盟國家已經這麼做了。
韋爾利先生，瑞士的斡旋功能結束了嗎？
韋爾利：沒有。 我們接受美國的委派並不意味著我們支持伊朗的國內政策。中國當然可以在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進行交涉，但中國在加薩則完全無法取得任何進展。這又回到了外交政策還是對外經濟政策的議題：中國政府擁有比瑞士政府更大的資金支配權，但即便如此仍存在著限制。
瑞士國防部長希望與北約走得更近，這與中立相符嗎？
莫利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顯現了一個問題：歐洲是否有能力保衛自己。因此，俄羅斯絕不能贏得這場戰爭，我們必須為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民間支持，同時也要為加強歐洲的和平與安全秩序出一份力量。因此，瑞士必須在政治上向歐洲靠攏，為和平政策做出自己的貢獻。因為美國可能會在下次大選後失去對歐洲的興趣。
然而，與歐洲的軍事靠攏將違反中立原則。
莫利納：中立主要是軍事術語，我們不結盟，不參與戰爭。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是正確的，因為這使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了很大的轉圜空間。 但我們必須將這轉圜空間運用在積極促進和平與發展的行動上。
中立是為瑞士服務的工具。 勞倫特‧韋爾利(Laurent Wehrli)
韋爾利：如果瑞士與北約走得太近，近到一定程度就不再中立了。但我們必須根據我們的憲法來進行風險分析，憲法規定：保衛瑞士及其居民。所以我們必須相對地看待與北約進行的試探性會談。我們從未說過要加入北約，但在保持中立的情況下，進行交流是沒問題的。
烏克蘭衝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衝突都離我們更近。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國防問題，這會引發有關中立的討論。中立是為瑞士服務的工具。在瑞典，中立已不再是有利於國防的工具，因此瑞典加入了北約。
瑞士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已有一年，但卻很少有這方面的消息…
莫利納：這是媒體的問題…
……還是安理會運作有問題？
莫利納：安理會幾乎總是能找到解決方案。在正常情況下，安理會運作得很好，能夠履行身為世界和平衛士的職責。但我們所處的時代並不正常，聯合國需要改革，瑞士希望為此貢獻一份力量，這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的多邊體系延續了殖民時代的權力不平衡狀態，現在，每個國家也都希望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這是可以理解的。而現在的問題是要明確哪些要求是合理的。有一點是肯定的：多邊主義不能再以現在的方式繼續下去。
西方國家必須將他們的價值觀貫徹到行動上。否則，瑞士也會有問題。 勞倫特‧韋爾利(Laurent Wehrli)
聯合國真的在世界各地都被公認為是正確的嗎？
韋爾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危機的連鎖反應，危機不僅接踵而至，而且相互重疊；還有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帶來到危機。 這是在制定《聯合國憲章》時， 未能預見的問題。聯合國面臨的是，要麼改革成功，要麼失去影響力和作用。
國際日內瓦會發生什麼事？ 為了節省暖氣費，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已經關閉了幾個星期。我不想說得太消極，但如果我們不做些什麼，更大的問題就會接踵而至。我們必須確保西方國家也能將他們的價值觀貫徹到行動上。同時，必須堅持進行對話並找出解決方案，否則，瑞士也會有問題。
莫利納：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並不意味著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而是自己堅守這些價值觀。 但100年來，西方一直在以同樣的家長式作風做事，當聯合國以多數票通過聯合國稅收公約時，瑞士聯邦委員會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家長式作風說：「我們將在經合組織內也這樣做–而全球南方國家並不在其中。聯邦委員會認為，全球南方國家做不到，這會令這些國家負擔過重。而我們這種做法只能會使這些國家進一步遠離多邊主義。所以我們在做事說話之前，必須先把自己的價值觀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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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自德文：楊煦冬/dh，繁體校對：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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