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放弃《日内瓦倡议》，但选择何种方案替代？
在发起《日内瓦倡议》的20年后，瑞士翻过了这一页。瑞士方面认为，国际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时候采取另一种“更为创新且有效”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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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在瑞士学者亚历克西斯·凯勒(Alexis Keller)的推动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位前任部长共同签署了《日内瓦倡议》。即便这并非中东冲突的终极解决方案，至少也是寻求全球性解决的第一步。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前驻日内瓦记者穆罕默德·谢里夫(Mohamed Chérif)当时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他回忆道：“这是第一个为解决中东冲突提出具体内容的倡议”。
对地区形势未产生影响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也是在同一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声势达到了顶峰。这场暴力运动始于2000年《戴维营协议》失败之后，巴勒斯坦人用石块和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抗以色列士兵。作为报复，以色列轰炸了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共计有2000名巴勒斯坦人和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
凯勒仍记得当时对这项倡议所持的乐观态度。倡议的构想始于2001年的日内瓦，两年半后在约旦安曼(Amman)达成。他在接受瑞士资讯采访时回忆道：“当时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尊重和相互认可的气氛，最终带来了真正的喜悦和书写历史的感觉。”
然而，在倡议签署20年后，不得不承认，它并未对地区形势产生任何影响：以色列定居点规模仍在不断扩张，两国依然深陷持续不断的冲突，几乎每天都有人丧生。7月初，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发动军事进攻，造成8人死亡，50人受伤。
瑞士已宣布2023年后停止对该倡议的资金支持。
对于学者亚历克西斯·凯勒来说，这个决定令人惊讶，他解释说：“这项倡议仍然是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模型，毕竟瑞士联邦外交部(DFAE)并未宣布任何具体的替代方案。”
《日内瓦倡议》最早由日内瓦学者亚历克西斯·凯勒及其父(前外交官和银行家)发起。从2001年1月起，父子二人以个人名义出资并参与经常在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的家庭木屋中进行的谈判进程。
近两年后，也就是2003年10月12日，这些努力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近 100 页的文本，由以巴两名前部长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和亚西尔·阿比德·拉布(Yasser Abed Rabbo)在约旦签署。
《日内瓦倡议》要求双方做出重大让步，并覆盖涉及冲突的所有实质性问题：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和边界的划定。
倡议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成员共同起草。文本也分发给了以巴家庭，并特别得到了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支持。
以色列政府对倡议表示强烈反对，某些群体指责瑞士“干涉”以色列事务。
非典型倡议
《日内瓦倡议》并不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之间第一个建立和平的尝试。此前曾有1993年《奥斯陆协议1》、1995年《奥斯陆协议2》、2000年7月《戴维营协定》及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于2000年12月提出的和平计划。
《日内瓦倡议》的不同之处在于希望通过一份文件解决双方的各个分歧，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地位、撤离几乎整个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及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赔偿等问题。
倡议旨在成为促成时任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坐到谈判桌前的第一步。这份倡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是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成员共同起草的，而不是由国家元首谈判达成的。
亚历克西斯·凯勒在倡议启动时表示：“倡议直截了当地探讨相关问题，随后将讨论结果融入到更广泛的进程中去。”
注定失败
然而，事后来看，人们自忖，这是否只是一项注定会失败的倡议。这份倡议从未像签署者所期待的那样引发大规模的民间团结运动。
瑞士外交界并未达成共识，阿里埃勒·沙龙从未打算通过倡议，亚西尔·阿拉法特也只是勉强地表示支持。
亚历克西斯·凯勒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瑞士未能像挪威对待《奥斯陆协议》那样进行足够的介入。此外，还有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对和缺乏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从一开始，这项倡议在瑞士就存在着分歧。倡议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左翼政党)成员、时任联邦外交部长的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Micheline Calmy-Rey)所推动的。而她本人在政府内部遭到孤立，倡议从未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
瑞士方面畏畏缩缩的支持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减少：资金支持从2009年的100万瑞郎(约合830万人民币)降至2021年的18万瑞郎(约合150万人民币)，导致在当地缺乏落实倡议的意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与联邦外交部进行项目合作的专家指出，这项倡议暴露出“瑞士对主导中东的当地形势天真且无知”。倡议寄望于民间社会，寄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众舆论的接力，但却从未能实现。
瑞士的退出
2020年，瑞士方面对倡议进行了一次新的评估，结论是由于倡议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缺乏政治支持，其有效性已降低。2022年1月，联邦外交部决定于2023年末从财政层面退出倡议。
联邦外交部还宣布了一项旨在促进中东和北非和平与发展的新战略，将于2023年接替倡议。瑞士也在考虑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要求，将瑞士合作总部从耶路撒冷迁至拉姆安拉。
瑞士方面坚持认为，倡议的彻底结束并不意味着瑞士将不再参与该地区事务。
联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烈亚斯·海勒(Andreas Heller)认为恰恰相反：“寻求中东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是联邦委员会2021至2024年中东和北非(MENA)战略的优先事项”。发言人宣布瑞士每年将投入180万瑞郎(约合1494万人民币)用于“促进和平与人权”。
此外，瑞士方面还设立了一个新职位，以“推动地区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并任命了一名中东问题特使，且该特使不会取代该区域的大使职位。
瑞士缺席
政策遭到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批评，他们指责瑞士改变了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方针。瑞士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 Suisse)创始人纳戈·安贝尔(Nago Humbert)认为，将瑞士合作组织办事处迁往拉姆安拉的决定“可以理解为瑞士默认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的行为”。
时任外交部长伊尼亚齐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2018年访问该地区时的发言也表达了类似含义，他向媒体表示：“只要阿拉伯人未做好给予以色列生存权的准备，以色列就会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并寻求自卫”。
亚历克西斯·凯勒认为，瑞士目前的中东政策“掩盖了瑞士外交政策的不透明性，因为如果瑞士寄望于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那么实际上就又回到了日内瓦协定之前的做法。在一个一切皆政治的地区，不要玩政治游戏”。
(阅校：Virginie Mangin，译自法语：瑞士资讯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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