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堡大学，百年中国缘
弗里堡是一座大学城，弗里堡大学同中国很有缘：1919年，弗里堡大学就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学生；1927年，圣·朱斯坦(Saint-Justin)中国学生之家在这里建成；再后来，弗里堡大学预科班更是成为众多中国留学生进入瑞士大学的必经之路。在弗里堡大学成立125周年之际，让我们来讲讲它和中国的渊源吧。
弗里堡大学历史系校友Colette Girard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当地中国留学生历史的瑞士人。在弗里堡火车站对面的咖啡厅里，这位年轻学者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娓娓讲起弗里堡中国学生的世纪故事。她和他们似乎跨越了时间，神交已久。
富家学子和勤工俭学
弗里堡大学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瑞士大学之一。五四运动那年，弗里堡大学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学生，他攻读法律专业，但并没有在弗里堡完成学业。
那个时候，弗里堡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从法、德等邻国迁来瑞士，他们中很多人家境殷实，来欧洲为的是学习先进技术和制度。Colette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来瑞士，宽松的政策是原因之一：当年，瑞士政府对留学生入境没有签证限制，基本畅通无阻。”
“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弗里堡中国学人，对我来说是最有意思的，他们真称得上是先锋。“
“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弗里堡中国学人，对我来说是最有意思的，他们真称得上是先锋。”Colette兴致盎然地介绍说，在那一时期，欧洲的中国学生可以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自费留学的富家子弟，第二类是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比如留学法国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先辈)，而第三类，就是接受天主教教会资助的、带有宗教背景的学生。这些华人虽然同时求学于欧洲，但各自有着迥然不同的背景和动力。
早期在弗里堡留学的华人，大多属于第三类群体-而一切都开始于一个专门面向中国学生的资助项目。
中国学生的家
1927年，在教会法教授弗朗索瓦·沙利爱(François Charriere，后成为洛桑、日内瓦、弗里堡教区主教)的推动下，圣·朱斯坦(Saint-Justin)中国学生公寓在弗里堡建立。它专门为华人学生提供食宿、奖学金、语言课，甚至还组织夏令营活动。正是由于圣·朱斯坦(Saint-Justin)华人学生之家的建立，弗里堡在上世纪30-40年代成为瑞士中国学生的聚集地。1945年，语言学家季羡林旅居瑞士时就住在这里。
当然，这个受梵蒂冈支持的项目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本意是要培养中国本土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过，这一初衷并没有完满实现。Colette通过史料研究发现，尽管有圣·朱斯坦之家的大力资助，不少神学院的中国学生不是考试失败，就是中断了学业。“也许是因为中国没有天主教传统吧，投身天主教毕竟是一种献身。”Colette分析道：“1949年后，学神学对中国人来说更不成其为一条出路。”
不过，受益于圣·朱斯坦之家的中国学子远不止神学学生。无神论者季羡林在《一生的远行》曾这样描述：“同住在圣·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长谈过几次关于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看样子是想‘发展’我入教。可惜我没有任何宗教细胞…辜负了他的一片美意…”Colette强调，她非常欣赏圣·朱斯坦之家的一点就是，它不强求人们献身宗教、作神父，“它的期望是传达天主教精神，要帮助别人，是开放和积极的。”
历久弥新的留学体验
研究中，Colette最大的史料发现要算是《新北辰》(Nouvelle Etoile polaire)了-这是一套出版于80年前的中文杂志，汇总了华人学生的留学见闻，其中也有弗里堡留学生的随笔。“地理、政治、饮食、民俗…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全方位瑞士导游册，”Colette兴致勃勃地介绍道。其实，这些笔录不仅珍贵，而且有趣。
老留学生眼里的弗里堡
刘小惠是弗里堡大学的第一位女中国留学生。1941年，她在《瑞士的文化古城》(发表在1941年的《天下事》杂志)一文中，这样描述弗里堡：
”福利堡处在瑞士西部的一个山谷中，由瑞京倍纳到洛桑和日内瓦火车以及公路必经之，所以交通非常方便，物质上也较其他城市来得高。从人口和面积上看，它只等于我们中国的一座小村庄，但是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看，它却不让于大都市的各种设备。在瑞士，它已经算是一个中上等的大城了。“
”福利堡城林立着修道院教堂和圣人石像，初到的人，常常能感到这城市中充满着庄严冷肃的气息。尤其是当晚霞苍黄，飞鸟归林，凉风习习，隐约地在夕阳中看到远远的塔光，听到各地的钟声，真令人感觉到已在世外。”
谁能想到，如今校舍遍布全城的弗里堡大学，80年前却被华人学生奚落成这样：“远看一座楼，近看楼一层，里面一堆破条桌…”1936年，留学生袁渊在《弗里堡影像集》中大吐苦水：“看惯了北平的什么‘校园’、‘学府’、‘体育场’一类的建筑，来到此地，真有点令人‘不敢恭维’！”
虽然几十年来，弗里堡大学的校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但这里的留学生活似乎变化不大。
比如，生活之贵。其实同英美高校相比，瑞士的学费并不算高，让人望而却步的是瑞士的生活费-这一点早已如此。袁渊曾这样记述：“在此虽为公费，而实则已有捉襟见肘之慨！… 西谚有云：‘无有金钱，无有瑞士’”。
再比如，语言之难。同样还是袁渊诉苦道：“不过只有一层，是我们东方人无可如何的一种苦恼：大学的课程，全凭笔记，并无书本… 一点钟的时间，至多也写不了五行字… ”相信，今天很多瑞士华人学生对此依然感同身受吧。
说到这儿，我们不禁好奇，到底，目前在弗里堡读书的中国学生们学业如何、生活如何、去向又如何呢？Colette遗憾地说，弗里堡大学的学生档案规定了30年的保密期限，当前的资料尚且无法读取。
也无妨，待几十年后再看今朝，也许会更有兴味吧，就像我们现在回望几十年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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