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眼中的好難民，壞難民
俄烏戰爭爆發，瑞士人向烏克蘭人敞開了大門，烏克蘭難民可以在瑞士自由行動，也允許工作，而其他國家的難民在瑞士並沒有這種待遇。這種差異與瑞士人對難民的印象有關，我們在這裡做一個歷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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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烏克蘭難民在瑞士的受歡迎程度讓許多人回憶起1956年的情景，當時蘇聯的坦克進入了匈牙利，瑞士掀起了一股同情的熱潮：教堂鐘聲四起，人們被“英雄的匈牙利人民為自由而戰的精神”所震撼。
匈牙利難民被無條件地接受，聯邦委員會當即宣布，“只要他們有想來瑞士的願望，我們就歡迎。”匈牙利人被公認為有權獲得庇護，因為他們是反共產主義鬥爭的自由戰士，他們允許在瑞士工作和定居。
有歡迎，有排斥
然而，即使在那個時代，瑞士的這種開放態度也不是面向所有人：那些不在反共產主義鬥爭行列中的人，被排斥在外。
當時也有從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逃出來的阿爾及利亞難民，但他們在上世紀50年代只是被瑞士作為“緊急救助對象”而勉強接受，甚至沒有難民身份，不僅如此，外事警察局還將他們視為“極端分子”嫌疑人。
包括那些1956年底逃到瑞士來的猶太人，也未感受到瑞士人的歡迎態度。 1956年11月，以色列、法國和英國占領了西奈半島，埃及隨後宣布埃及猶太人是“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公敵。在埃及的猶太人受到了謾罵和攻擊，他們的企業和店鋪遭沒收-大屠殺的氣息瀰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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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逃到瑞士的猶太人很快就被要求離開瑞士，他們的逗留或者繼續逃亡都必須由猶太組織全權負責-瑞士的猶太團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都有這樣的經歷。在當時涉及一個申請在瑞士居留家庭的信件中，聯邦議員Friedrich Traugott Wahlen寫過這樣的評語，這位申請人身上帶有強烈的 “異化思想”。
小救生艇政策
庇護誰，不庇護誰，在瑞士並不是只靠單純的大方行事，而是還有許多其他考量。 19世紀，關於是庇護還是引渡的決定，是瑞士作為一個歐洲小國顯示國家主權的一種姿態。瑞士收容的受迫害國際知識分子的名單很長：比希納(Büchner)、巴枯寧(Bakunin)、列寧；無政府主義者、達達主義者等都在瑞士找到了藏身之處。 1939年的國家展覽會上打著這樣的橫幅：“瑞士是流亡人員的避難所，這也是我們的寶貴傳統”。
三年後，即1942年，瑞士司法和警察部長Edmund von Steiger在一次演講中把這個引以為豪的“避難島”微縮成一艘“小救生艇”，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上這艘救生艇”。於是瑞士的邊境向猶太人關上了大門，數千人被直接送往意味著滅絕的集中營。
從瑞士官方的觀點來看，這些猶太人並不是政治難民，因此無權獲得庇護。庇護是提供給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個人。例如反抗壓迫的戰士或激進的知識分子。而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而受到迫害，而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瑞士的庇護政策才變得更加開放了一些，因為擔心會受到可預見的戰勝國的指責。瑞士接受了一些受媒體關注的大屠殺倖存者-只是暫時性的。 1947年，瑞士首次有了“長期庇護”的可能性。 1951年，瑞士在聯合國《難民公約》上簽了字。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瑞士議會首次對戰爭中的難民政策進行了審查。巴塞爾大學刑法教授Carl Ludwig當時得出這樣的結論：“毫無疑問，稍微寬容一些的收容政策會令無數受迫害的人免遭一死。”
該報告發表時，正逢瑞士在接收成千上萬的匈牙利難民，瑞士政府希望用慷慨接納匈牙利難民來證明，瑞士做出了改變。 1957年，聯邦委員會決心要實行一種“大方的庇護政策”，並將“提供庇護”寫入憲法。
沒有地緣政治價值的難民
尤其是來自真正社會主義國家的難民可以享受到瑞士的這種慷慨之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欠佳”之後，瑞士開始尋求與西方的聯絡，並希望盡可能地確立自己的定位。 20世紀60年代初，來自遙遠中國的西藏難民也被看作是“適合共同生活的人”而被欣然接受。
1968年瑞士還接收了一些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難民，對他們並未進行單個背景調查，只是統一地認定為，他們在共產主義國家面臨“與政權有關的內部壓迫”。
1967年，當時的外國人和福利機構負責人Hans Mumenthaler為這一政策作瞭如下解釋：“要求尋求庇護者證明他處於受迫害或危險當中，與要求他拿出先知的一根鬍子的苛求差不多。只有當這些尋求庇護者已經落入追捕他們的人之手以後，才能有這樣的證據。”
但瑞士也並非對所有國家的難民都能賦予這樣的理解和同情，對於那些在冷戰中符合瑞士自身定位、有明顯地緣政治價值國家的難民，瑞士會明顯優先考慮。 1973年，當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的右翼軍政府在智利奪取政權時，瑞士的這種態度就顯露無遺，當時，聯邦委員會並不想接受智利難民。後來在難民組織的抗議下，瑞士才感受到接受智利難民的緊迫性。
對難民潮的恐懼
直到20世紀70年代，庇護權在瑞士一直是一種由聯邦委員會支配的“仁慈的權力”，直至1979年，瑞士才制定了一項法規，明確規定了誰可以獲得庇護權-從而減弱了地緣政治傾向性。
但到了1980年以後，無論法律如何規定，瑞士申請避難的人數都在增加。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這時的難民往往來自那些將自己定位為反共產主義鬥爭聯盟的國家。 1980年，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數以千計的人遭到迫害，尤其是那些被驅趕的庫爾德少數民族更是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他們也逃到了瑞士。而這個時候，卻沒有人再提“與政權有關的壓迫”了。
20世紀80年代初，瑞士官方拒絕一位庫爾德人申請庇護的理由是這樣陳述的：“根據申請人的描述，他是在一次軍事襲擊中與村裡的許多人一起被捕的(……)因此，這不是一個專門針對申請人個人的國家措施。所以，按照我們的政策，這不符合庇護條件。”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難民通常被統一認為是符合庇護條件的一股反抗力量，而現在作為一個受迫害群體中的一員則不再被視為應該得到庇護的理由。瑞士對“新”難民的態度變得極其不信任-“與政權有關的壓迫”則提也不提了。
這也可能與“以貌取人”有關，1983年來自爆發內戰的斯里蘭卡的難民，是有史以來瑞士(除法語區以外)首次接收的黑皮膚難民。一些政治家認為他們比以前的難民都更有陌生感。例如，1984年，自由民主黨國民院委員Hans-Georg Lüchinger提出限制簽發某些國家難民的庇護申請，他說：“按照目前的做法，繼續大量接收泰米爾人來瑞士避難是不明智之舉。這些亞洲人在瑞士永遠也不會找到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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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20世紀80年代初尋求庇護者的人數繼續不斷增加，瑞士人開始對難民潮心生恐懼，出現了自我保護意識。 1985年，聯邦委員Elisabeth Kopp表示，我們不能“不加限制地向那些不是出於避難原因來我們這裡的人敞開大門了。“那個年代，難民濫用瑞士避難權的想法在社會上成為主流思想，在1984年和1988年修訂《庇護法》時，瑞士提高了避難申請門檻。
對難民的恐懼
現在當移民專家非常中立地談到“新“難民時，政客們會很自然地將他們區分為”假難民和真難民“。 ”經濟難民“一詞被與恐懼連在一起：難民到西歐國家來不再是為了逃離政治壓迫，而是為了逃離貧窮和苦難-也包括逃離內戰。
20世紀90年代初，右翼保守黨瑞士人民黨(SVP)成功地讓這種“區分”深入人心，並勾畫出了難民的新形象。在他們的宣傳文稿中，難民不再是需要保護的人，而是想騙取瑞士居留的人。在冷戰時期，難民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暴力政權下的受迫害者，而1989年之後，難民取代了共產主義者成為恐怖的幽靈。難民的典型形像變成毒販、持刀行凶者和罪犯。
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後，將那些阿富汗和敘利亞難民視為國際“反恐戰爭“的盟友應該是可以想像的-畢竟他們是從塔利班或伊斯蘭國逃出來的，但敘利亞難民卻未能從瑞士享受到類似以前的那種熱情。
與Jonathan Paerli就背景知識進行交流，他是一篇名為《另樣的瑞士》有關瑞士避難政策發展史的論文(尚未發表)作者。
參閱Boss, Catherine著《Streitfall Friede》，50年的當代歷史。 1988年出版。
參閱Daniel Gerson著: 《來自埃及的猶太人是戰後瑞士難民政策的試金石》；Helena Kanyar Becker 著《湧入、澄清和責任》-瑞士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的難民政策，1940-2007年。
參閱Patrick Kury著《冷戰時期的好客之邦》 及Lisia Bürgi/Eva Keller 著《受排擠的有影響力人物》2021年出版。
參閱Jonathan Paerli《這個世界是一艘船》， 2015年出版。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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