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經企圖消滅耶尼什文化
Pro Juventute是瑞士的一個慈善基金會，成立於1912年，致力於支持瑞士兒童和青年的權利和需求。 Pro Juventute曾在幾十年間，以其“馬路上的兒童救助計畫”撕裂了許多少數民族耶尼什人的家庭。今天，這些受援助的人的情況如何？讓我們回顧一下瑞士歷史上這段黑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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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位於阿爾高州Holderbank家中的飯桌上，堆放著幾摞文件，而這些只是烏希·瓦瑟(Uschi Waser)在一生中積累的文件中的一少部分。收集有關自己過去的文件記錄讓這位耶尼什女性幾乎成了一名檔案管理員。
她小心翼翼地從其中一個文件夾中取出一頁泛黃的紙片，輕輕地放在桌子上。這張紙看起來似乎曾被疊得很小過，邊緣已有輕微的裂痕。 “母愛？”這兩個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小字在頁面的最上面顯示出來。
“這是我15歲的時候寫的一首詩 ，”現年71歲的烏希·瓦瑟說，“一個15歲的女孩子是怎樣的孤獨。”在15歲的時候，她已經在25個不同的收容所、醫院和寄養家庭中生活過，在不到一歲半的時候她就被從母親身邊帶走了。從那時起，這個女孩每次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沒有超過過幾個月。
Pro Juventute的阿爾弗雷德·西格弗里德(Alfred Siegfried)博士1926年發起的“馬路上的兒童救助計畫”是造成骨肉分離的原因，這項計畫的目的是，將耶尼什家庭中的孩子帶走，讓他們“安定地生活”，從而消除“流浪的痛苦”。
流浪不僅被看作是對兒童的“忽略”，還是對社會的一種潛在危險。在1926年-1973年間，586名耶尼什兒童被這個前救濟組織從他們的家庭帶走。烏希·瓦瑟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親是Pro Juventute一個“最佳”人選，”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說。烏希·瓦瑟的母親在小時候就被該項“救助計畫”從父母身邊帶走了。後來她自己帶著四個私生子生活，因不堪重負，經常會打孩子。
“但她也經常被Pro Juventute追踪，常常被逼得走投無路。”1952年烏希·瓦瑟剛剛出生，阿爾弗雷德·齊格弗里德就想方設法想獲得對這個女孩的監護權，因為他想 “竭盡全力”制止又一個“流浪的孩子”出現。
然而在他把烏希送進去的孤兒院裡，烏希的情況並不比在家裡好。懲處和毆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飯 ，“我至今依然記得小時候被兩個修女按在桌子上，第三個修女拿著地毯槌打我。”
多年來，她的母親一直嘗試要回孩子的監護權，但未能如願。而烏希·瓦瑟則被從一個孤兒院轉到另一個收容所。她和許多其他“馬路上的孩子”一樣有著相同的命運，令他們受到骨肉分離和孤獨的折磨。他們也很難獲得友誼，當兩個女孩相處得很好時，就會被很快分開。
至於一個有愛的家，就更與他們無緣了。烏希在一個名叫“好牧人”的收容所生活了幾年，那裡給她留下的印像是：“壓抑、麻木和孤獨。我在那裡從未有過歸屬感。”每天晚上，她都無數次祈禱：親愛的上帝給我一個爸爸和媽媽吧。 “我把一生的祈禱都做完了。”
一日生活在孤兒院，永遠都是孤兒
該項救助組織以優生學和種族主義的“流浪者研究”為基礎展開了“救助計畫”。 20世紀初，庫爾精神病學家約瑟夫·約爾格(Josef Jörger)，為了證明“流浪家庭”的“基因退化”，彙編了耶尼什家庭的姓氏名單及家譜。
這個所謂的“氏族檔案”(Sippenarchiv)後來被用於精神病學鑑定。約爾格也支持定居和消除游動生活方式的政策，因為他希望這能改善這些家庭的遺傳基因，這也是 “馬路上的孩子”援助計畫的中心意圖。
這些被救助的孩子應該在寄養家庭中培養成出“固定居住”的習慣。然而，由於能找到的寄養家庭太少，大量的孩子在孤兒院或收容所中長大。對於這些孩子來說，曾經生活在這些類似機構中的人，一生都帶著恥辱的標籤。烏希說：“我總是要粉飾自己的履歷，因為我害怕作為在孤兒院和收容所中長大的人會找不到工作。”
尤其是，如果有人被監護人標示出“難管教”的標籤，就會被送去強制勞動或勞改機構，比如弗里堡的Bellechasse勞教所，這所監獄聳立在荒蕪的平原中間、周圍是大片的田野。一百多名 “馬路上的孩子”被送到這裡，儘管他們從未犯過任何刑事罪。而對他們的監禁被冠冕堂皇地說成是行政安排。
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被按照行政程序安置在這裡的人，與其他罪犯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們必須與那些罪犯幹同樣的農活，生活條件沒有任何不同。公眾對關在Bellechasse監獄裡的人也不會區別看待。畢竟，沒有足夠的理由也不會被關進監獄裡，大家都會這麼想。
“援助計畫”的結束和尋找的開始
早在上世紀40年代，耶尼什人就找媒體控訴該“援助組織”的這種做法，但卻沒人相信他們。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圍繞這些孤兒院和收容所在公眾中掀起了熱議，1972年，第一篇文章出現在《觀察》雜誌上。 1973年，也就是五十年前，這一“救助組織”才迫於公眾的壓力不得不解散。
之後，耶尼什人開始行動起來，樹立政治意識和建立身份。當時出現了許多協會，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尋找親人。那時，兩、三代耶尼什人家庭已經被 “救助組織”拆散和摧毀。
他們開始尋找父母、兄弟姐妹和走失的孩子。來自巴塞爾的耶尼什人維南茲·諾貝爾(Venanz Nobel)清楚地記得那段日子：“當時，每天都有人來到營地前，問我是否知道他們的家庭。”這種尋找至今仍未結束，“每年還會有兩、三個人會找到我。”
他的父親塞普·諾貝爾(Sepp Nobel)自己從小就被從父母身邊帶走，在一個寄養家庭中長大。在他父親的檔案中後來發現了齊格弗里德的一張手寫紙條：他把這個男孩從動盪環境中帶出來，並交給一個定居的酒鬼收養，並說這是一個勇敢的實驗。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諾貝爾一家定居生活，但依然被視為是“游動家族”–只是因為他們有耶尼什血統。這也是當時許多定居耶尼什人的命運。
塞普·諾貝爾在不幸的遭遇中還是幸運的，那個“定居的酒鬼”後來死了，而養母慈愛地將他養大，並坦白告訴他，他是“吉普賽人”的後代。這一點他從未忘記。 “我父親每年都會去蘇黎世找Pro Juventute救助組織，請他們告訴他，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誰。”但Pro Juventute沒有提供任何資料。最後，他的父親放棄了尋找。
“謊言、掩蓋和圖方便”
後來在維南茲·諾貝爾對自己的耶尼什血統產生了興趣並開始調查時，才有所發現。他的祖父當時已經去世很久，他的祖母在不久前剛剛去世。 “在葬禮上，我們一下子有了50個新的親戚。”
不久之後，維南茲·諾貝爾也買了一輛房車，20年來他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生活。他的父親經常來看望他，也結識了自己的朋友，並在某一時刻，接受了自己是耶尼什人的身份，在此之前，他一直以此為恥。
西格弗里德還在許多情況下“成功地”阻止了耶尼什人的婚姻，並讓他們在自己的“監護”下生活。監護人檔案中對這些“馬路上的孩子”的記錄，是對這些孩子和年輕人最嚴重的誹謗。這是烏希在14歲的時候親身感受到的。
她當時對他的養父提出了申訴，因為他對她進行了長年的性侵。然而法院卻因為檔案中對烏希的描述和記錄，將她形容成不值得信任的人，最後將養父無罪釋放。今天烏希知道：我從一開始就沒有勝算。 ”
在審判期間，烏希曾嘗試過自殺。 “我記得我像今天一樣想過，死後誰會在我的墳墓上放一朵花。結論是：沒人。”
無論是那位一直站在養父一邊的養母，還是那些認為她是“天生騙子”的修女們，抑或是那個在她割腕後才出現的監護人，都不會來。而她的自殺被定性為是對自己撒謊的承認，烏希被送去治療–不是作為受害者，而是因為她被診斷為“有病”。
直到今日，提起那段往事她還會哽咽失聲。儘管如此，她依然相信，未來終會獲得幸運。直到她看到了自己的檔案。那是1989年，烏希37歲。 “我永遠無法想像那是怎樣的卑鄙和無人性。”
多年來，Pro Juventute的監護人檔案一直是被監護人、各州和聯邦政府之間爭論的焦點，直到1986年它們最終被移交給聯邦檔案館，這時，受監護人終於能夠首次看到這些檔案。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尋找家庭和身份的一些重要線索，但目睹這些檔案中的記載並非易事。例如，維南茲·諾貝爾講述了他父親的感受：“儘管你清晰地知道事實和檔案內容之間的天壤之別，但面對四份滿是對你和你的家庭貶損評論的聯邦檔案還是讓人不寒而栗。”
如果沒有這些文件，烏希·瓦瑟今天可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然而，沒有這些文件，她也不會公開她的故事。她說：“我必須這樣做，否則我會窒息、自殺或酗酒。”因此，她成為少數願意公開自己身世的人之一，因為許多人已經無法或不想再提起那些往事了。
然而，即使是作為一個耶尼什基金會的主席，積極投入為耶尼什人爭取權力的行動；從事過各種項目；並接受了無數次採訪的烏希·瓦瑟，也從未向自己的女兒們詳細講述過她的過去。
她現在知道怎樣去消化自己的過去了，她已經獲得了那些曾決定她的生活，亦步亦趨地伴隨她的文件的掌控權，而且她還總是會為自己留一條後路：“我總是需要留一條出路。“ 她的後路就是一輛她自己的車，她可以隨時開車離開，她也總是在身上帶著足夠的現金，以便能夠隨時住進旅館。 ”
她如今依然懷有對當局的不信任和害怕再被送進收容所的惶恐。 “我已經在安樂死機構‘解脫’報了名，”烏希說：“現在我只希望我不要錯過自己能做決定的時機。”
本文為街頭雜誌《Surprise外部链接》的第二版節選。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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