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瑞士的城乡差异相对较小
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投票取向往往不同。然而,专家和统计数据表明,在生活方式或政治层面,瑞士的城乡差异要比其他国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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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信奉进步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布波族”(Bobos),另一边是秉持保守主义、强调身份认同的乡下人?近年来,在评论英国“脱欧”、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或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时,政治分析师经常将这两个世界的群体对立起来。
6月13日,城乡差异再次成为瑞士舆论焦点。公投中三个与环境相关的议题仅得到大城市的支持。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差异竟有如此之大?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对投票取向究竟有多大影响?
城市“殖民”乡村
瑞士大部分国土是乡村,但瑞士的城市化水平很高。市中心(centre-ville)和居住密集区(agglomération)集中了大部分人口,而瑞士的城市人口比例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国家前列。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城市社会学教授、流动生活论坛(Forum Vies Mobiles)负责人樊尚·考夫曼(Vincent Kaufmann)指出:“城市‘殖民’乡村的现象由来已久,因此很难将这两个空间对立起来。”
该专家解释道,大多数生活在乡村或中间地带的居民往返于城乡之间,由于乡村生活环境好,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住在乡村。樊尚·考夫曼指出,事实上,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地区集中了90%的就业机会,而乡村地区的就业也在发生转变,“部分农民被边缘化”。
瑞士乡村不是荒漠
瑞士国土面积小,铁路基础设施发达,因此同欧洲相比,瑞士城乡间的通勤十分普遍。这位人口流动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减少空间差异的要素,而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数百万法国人生活在堪称“穷乡僻壤”的生活区,特别是在法国中部。这些地区远离城市,公共交通不发达,电信网络甚至有时中断。最近一项研究显示,约10%的法国人口-其中乡村人口占多数-居住在离急救中心30分钟以上车程的地方。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离乡村人口最近的医院平均车程为26分钟,乘坐公共交通则需一个多小时。
在瑞士,求医就诊的交通条件普遍不成问题。诚然,医疗服务覆盖不足,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村镇设立了诊所。但公共交通网络密集,城市通常很近。即使在乡村,人们距离最近的医院平均只有9公里(在城市,这一距离为3公里,见下图)。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分析了一些国家的医疗荒漠问题,指出瑞士的情况无需担忧,就医距离短能够弥补可能存在的医疗资源短缺。
樊尚·考夫曼认为,在瑞士和德国,政治权力的下放(décentralization)是另一个“能够减少不同类型空间之间差异的因素”。
同样,瑞士也不存在“数字鸿沟”。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统计,瑞士乡村地区拥有超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家庭的比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居前列(瑞士这一比例为94%,而欧盟仅为40%多),乡村人口的基本数字技能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
因此在瑞士,由于基础设施完善,无论身在何处,人们几乎都可以远程办公。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考夫曼教授指出,如果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因此选择定居乡村,“城乡关系的局面还将进一步改变”。
住房和汽车是分歧点
然而,生活方式上的诸多差异可能会导致城市和乡村的投票取向不同。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克洛德·隆尚(Claude Longchamp)认为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拥有自有住房。在乡村,住房自有率远高于城市(瓦莱州拉龙山区超过70%,而瑞士平均为37%,苏黎世仅为9%)。
二是日常出行依赖汽车。相较乡村,城市居民更多依靠步行、非机动车或公共交通。在以乡村为主的施维茨州或瓦莱州,汽车密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日内瓦和巴塞尔城市州的汽车密度最低。
樊尚·考夫曼认为,这是重要区别,因为这意味着“大家对空间的理解并不一致”。克洛德·隆尚认为,这导致公众在触及农民生活方式的议题上存在“极其重大的利益分歧”,而在有关住房或道路问题的投票中,分歧尤为明显。
6月13日的公投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三个环境议题(二氧化碳法和反农药的动议)中,城乡投票差异之大极为罕见。德语新闻网站Republik显示,住房自有率、私人汽车密度与反对二氧化碳法的投票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上一次选民如此分化的投票,还是2018年一项有关吁请政府加大支持廉租房力度的公民动议,而廉租房是城市问题。
居住密集区(agglomeration)的居民是两面派,立场忽左忽右,随议题变换。克洛德·隆尚分析指出,在经济议题上,他们的投票取向更偏他们工作所在地的市中心,而在触及生活方式的议题上,他们站在乡村这一边。6月13日的公投中,居住密集区和乡村因共同利益站在一起,孤立了大城市中心。
樊尚·考夫曼认为,这也意味着相当多数城市居民在意农民的看法,说明城乡差异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任何地方”和“某个地方”
除上述利益分歧之外,城乡差异还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一种是全球视角,另一种是本土视角。
英国“脱欧”公投在乡村地区得到支持,却被城市拒斥。公投后,一位英国记者提出“某个地方”与“任何地方”之间存在鸿沟的观点,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某个地方”指受教育程度低、在全球化中失利的群体,“任何地方”指流动性强、以世界公民自居的群体。本地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割裂在2016年特朗普参加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尤为凸显,也解释了2018年底法国“黄背心”运动抗议者的愤怒。
城市问题专家樊尚·考夫曼认为,全球化也是瑞士近三十年内经历的一大重要转变。他说:“瑞士有的地区参与到全球网络的分工协作,其他地区却依然十分本土,这是一个挑战。”
克洛德·隆尚认为,在某些特定议题特别是外交议题上,瑞士城市中心的投票取向比乡村更偏“国际化”。去年11月“让跨国企业承担更多责任”的公投动议被否决就属于这类情况,该动议得到了城市的大力支持。
其他更重大的分歧
城乡差异或本土视角与全球视角的差异由来已久。克洛德·隆尚回忆道,1992年就瑞士加入欧洲经济区进行投票时,这一问题就已被提出。该专家认为,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近年来差异有所扩大。
这位政治学家估计:“在瑞士,此类议题占公投的十分之一。其他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也在起作用(比如语言区、年龄、性别……),但“最重要的差异仍然在政治层面,存在于左派和右派之间,或者进步政党和传统政党之间。”
他指出,2015年瑞士联邦大选中,三大政党首次体现出城乡差异:社会民主党(Parti socialiste)和绿党(Verts)在城市取得最好成绩,而瑞士人民党(UDC,保守右派)在乡村占上风。
总的看,这位政治学家得出以下结论:瑞士的城乡差距远没有其他国家那么明显。尤其是那些拥有多数选举制和两党制的国家,美国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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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法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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