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瑞士种族主义科学家的“遗产”
瑞士精神病医生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创造的一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自闭症(autism)和情感矛盾(ambivalence)。他还相信应该对“精神残障和身体残障”的人群实施绝育，以保持种族的纯洁性。如今，围绕历史人物的争议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评价像布鲁勒这样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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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医学史研究所的帕斯卡·格尔曼(Pascal Germann)是研究优生学历史和种族主义历史的专家，他认为：“瑞士有些个人和机构催生了科学种族主义的遗毒，并在国际优生学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在当时遵循时代精神，而且积极塑造了这些意识形态和排斥异己行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去探讨这些话题。”
保罗·尤金·布鲁勒(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出生于苏黎世附近的佐利孔(Zollikon)，后来也在此地逝世。
他的姐姐波林(Pauline)比他年长五岁，患有精神疾病。
他的妻子赫德维格·布鲁勒-瓦塞(Hedwig Bleuler-Waser)是苏黎世大学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她创立了瑞士禁欲女性协会(Swiss Association of Abstinent Women)。
布鲁勒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论的早期拥护者。
2000年，人们以他的名字布鲁勒命名了一颗小行星(11582)。
布鲁勒于1898年至1927年在苏黎世波克罗次立(Burghölzli)精神病医院担任主任。他是一名改革者。他认真对待精神病患者，专注于个性化治疗并推动改善病人的情况。他主张为病人提供社区环境，而不是简单的收容管理，他还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避免使用限制精神病患者上肢活动的拘束衣(straitjackets)。
“负价值”生命
但是，他和其他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理论认为，不良行为会通过遗传途径传播，这些理论为针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绝育和阉割提供了理论依据。
1911年，布鲁勒在其针对早发性痴呆症或精神分裂症群组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中写道：“阉割当然对病人本身并没有好处。但是，出于优生的考量，不久后有望进行更大规模的绝育……”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声称：“病人的生命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都只有负价值，如果我们没有维系病人生命的义务，那么我们最恶劣的约束措施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必要的。”
1924年，布鲁勒在《精神病学教科书》(Textbook of Psychiatry)中写道，“那些深为病患所累的人，不应该自我繁殖……如果我们放任精神和身体残障的人自我繁殖而不加干预，那么健康人群就必须减少其子女的数量，因为为维系这些人的生存需要大量的工作，如果自然选择受到普遍抑制，那么除非我们采取新的措施，不然我们的种族必然会迅速退化。”
优生运动
这一对“新的措施”的呼吁，很快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回应，他们颁布了各种允许强制绝育的法律，甚至允许处死一些精神病患者，尽管是以安乐死的方式实施。
格尔曼说：“尤金·布鲁勒是优生运动的代表人物，优生运动是一项旨在改善人口遗传构成的科学及政治运动。为此，优生运动呼吁对人类生殖行为和性行为进行干预。那些在遗传角度被认为是‘不健康’和‘劣等’的人群会被剥夺繁殖的权利，而人口中‘健康’和‘宝贵’的人群将被鼓励进行繁殖。”
“尽管优生学总是伴随着排斥和强硬的论调，但是它通过‘积极’的信息获得了说服力：疾病和痛苦可以得到预防，健康可以受到促进。在这方面，优生学可以放入旨在改善人类生活的现代卫生工作的框架之中。”
格尔曼指出，优生学也是一种现代运动，因为它以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作为基础。他说：“必须强调这些矛盾之处，才能理解为什么优生学对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医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批评
整个20世纪，瑞士都采取了强制绝育这一措施。1991年位于苏黎世的瑞士护理学校( Swiss Nursing School)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在1980年至1987年之间，有24名17至25岁的精神残障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此外，瑞士游牧民族耶尼施人(Jenisch)的故事，暴露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士还在暗中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纳粹风格的优生运动。
格尔曼说：“优生运动那时是一场国际性的运动，能够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并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不仅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优生学，还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的优生学。”
“在20世纪初期，优生思潮非常普遍，尤其是在普通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中间，在许多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也是如此。例如，优生学也得到了著名遗传学家的支持。但是，如果认为优生学就可以简单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那是不对的。很早就有针对优生学的严厉批评，例如在天主教界，也有科学家和医生以科学和/或道德为由，拒绝优生学的要求。”
善恶双面布鲁勒
当然，旧时代的科学家持有一些我们现今无法接受的观点，布鲁勒并不是唯一一个。例如，瑞士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路易士·阿格西(Louis Agassiz)的明显的种族主义观点，引发了持续的争议(英)。
那么，在讨论瑞士过去那些颇具争议的丰功伟绩时，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那些身处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有问题”的科学家的遗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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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评判布鲁勒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善意的善人呢？毕竟，他看起来确实关心他的病人。我们能否区分善的布鲁勒和恶的布鲁勒？
格尔曼的观点是：“不能，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更合理的说法是，像布鲁勒这样的人物，深受现代性情感矛盾的影响，但他们通常引发了排斥异己和边缘化，优生学只是这里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在最坏的情况下，优生学或与种族主义互相关联，而种族主义则是将人口中的某个组成部分整体视为不健康的、劣等的和无价值的生命。”
“有些优生学家是‘善’的科学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在政治上是无害的。你无法将二者完全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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