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加仑的墙
墙经常被当成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冷战时期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然而在宗教改革时期，瑞士的小城圣加仑为了把天主教和新教分割开来，也修建过一堵墙。1567-1807年间，一道墙分开了信仰新教的城市和天主教的修道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世纪晚期，瑞士东部最大的城市圣加仑已成为重要的纺织业中心，世俗的城市越来越想挣脱圣加仑修道院的管束。如今这个修道院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但当初它却曾经手握政治及经济权柄。
早在14世纪，世俗城市就在试图摆脱修道院的政治控制，宗教改革期间双方因信仰分歧而分裂：圣加仑市变成了新教的堡垒。而天主教的修道院却依然耸立在这座新教之城的中心。
妓院里的圣母玛利亚
路德的思想在这里生根发芽，人们开始质疑天主教传教士：“我们不想有一个被吃掉的上帝，它最后会变成一滩屎。”这样的质疑也会转化为行动：当地针对天主教教堂的暴力事件和打砸抢行径激增。
城里流言四起，有些甚至让人难以置信：有人说他偷了教堂的圣母玛利亚像，然后放在城里的妓院作为抗议。当然这些都没有文字记载，在档案里也找不到，但有一点很明确-世俗平民与教会、城市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圣加仑的传教士Wendelin Oswald是抵制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他把布道变成了对圣加仑市政府的尖锐批评。可惜他无力回天，无法让那些平民不对新教感兴趣，甚至还激化了矛盾，致使他们抢劫、亵渎了天主教教堂。
1524年，圣加仑议会拒绝他再踏上世俗城市的土地，因为政府已无法保障Oswald的人身安全。
1526年圣加仑的新教传教士命人印刷了传单，里面不仅有传播新教、打击宿敌Oswald的内容，还向平民灌输了暴动、造反的观念。这一切都打着新教的旗号，但其实是敌基督的。
但圣加仑新教的主要人物认为，骚动的原因要归咎于某些“怀有自私目的”的暴徒。1529年，圣加仑市长Joachim Wadian再次呼吁市民要克制，但效果不佳，圣加仑的平民随后就暴力占领了修道院属地一段时间。
此后几年暴力活动频出，且逐步升级，人们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外力的干预：虽然圣加仑市和圣加仑教会同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但僵局依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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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避免冲突
1564年修道院院长去世，在1565年10月16日圣加仑节日这天，新院长要履任祈福。可就在同一天，市里也要举办对农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秋交会。为了避免冲突和骚乱，市政府不仅在前一天取消了秋交会，还禁止平民到访修道院，并在城门前增加了安保措施。
圣加仑的天主教修道院被封锁了，教徒必须踏上新教的城市土地才能进去。新院长Ottmar Kunz如何才能咽下这口气，他告到了联邦议会-也就是瑞士议会的前身，要求在城墙上给修道院单开一个门(设置单独的检查点)，居民可以直接进入修道院而无需等待城市的许可。
Wila协议与墙
1566年圣加仑市和修道院签署了Wiler协议，这是法庭审理决定的。这堵从1567年开始修建的隔离墙把圣加仑市和修道院属地分割开来，同时也阻断了双方在财物和政治资源上的交换：城市将不再向教会纳贡，它也不再受教会的保护。修道院居民必须走上几百米通过隔离墙上特设的“Karlstor门”才能出城。
重要的是，城市和修道院就像两个独立王国各自发展，正如那时的档案所记载-“各有各的规矩”。
就这样宿怨被“冻结”，虽然圣加仑放缓了政治改革的脚步，但也避免了严重对峙和双方物质上的损失。
顺带说一句，修道院的人并不能自由进出城市，反之也是如此。
但双方对这种紧张的关系都比较宽容，圣加仑的墙从1567年矗立到1807年。1805年瑞士决定解散所有的修道院，这堵墙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正如民主德国解散后，柏林墙也会消失一样。
2010年，在圣加仑内城改造过程中，具体说是Gallusplatz广场重新铺设鹅卵石时，旧城墙的墙根又被用建筑手法显现出来。城墙唯一残存的一段遗迹如今在Gallusstrasse大街上的Zeughaus饭店旁依然可见。
(译自德语：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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