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里我讲另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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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瑞士将近30年之后，克丽丝缇娜(Cristina Anliker Mansour)现在终于真的有了从属感。这位在巴西出生，秘鲁长大对外语有着迷恋般的偏爱的女性，今天在瑞士是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为妇女、家庭和外国人的权益而努力。

当克丽丝缇娜来的时候，伯尔尼城市议会的会议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她身穿红色胶皮雨衣，脚蹬红色高跟鞋，身上背着一个大黑双肩包，大步流星穿过有着600年历史的议会大厦，在她固有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她一边把她的东西从包里拿出来，一边听着台上正在做的一个用瑞士德语做的介绍。正像其他城市议员一样她也不是职业政治家，她直接从比尔赶来，在那里她负责一个职业教育、进修和外国人课程的分支机构。

瑞士人的故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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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影响

在克丽丝缇娜的一生中，有着与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她1964年在巴西出生，母亲是秘鲁人，职业是律师，同时从政，为一个工会工作，父亲是一位黎巴嫩人，从商。她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三。

四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回了巴西，而她与姐妹和母亲及外公外婆留在了秘鲁首都利马，他们生活在一所房子中，尽管外公也和她们一起生活，但是她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所纯女性的房子，对我来说那里没有男人的影子。”

上世纪60、70年代，秘鲁女性出去工作已经很正常了。“我外婆的姐妹们都是教师，在城市里，女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身边的女性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喜欢学外语

1981年克丽丝缇娜在秘鲁中学毕业，开始学英语。“我非常喜欢学外语，这是我的一种热情，”她说。

“6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她的爸爸是法国人，她教了我几个法语单词。7岁，我想和美国游客交谈，但是我不能，因为不会英语。我每天都做梦能去国外，在我的梦里我讲外语。”

1985年，克丽丝缇娜去了德国，她为一名英国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把德国家具卖给美国人。”但是她不喜欢德国，“我在那里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自己非常孤单，所以我决定来瑞士。”

新生活

但瑞士与秘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瑞士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国家，而秘鲁很嘈杂，人很多-人口约2000万，而当时瑞士只有550万人口。我在利马长大，这是一个大城市，噪音、交通阻塞和污染对我来说司空见惯。在这里，当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地问：‘多少人口？’我不能理解，一个人口小于100万的地方，怎么能称为城市。”

她住在一个在秘鲁认识的伯尔尼人家里，刚开始很困难，因为她没有长期居住证，但是Cristina喜欢这里多语言的环境。

“我很新奇，不是死脑筋，我开放，对很多事情感兴趣，我想留下。”然而找男朋友却不是件简单的事。“我很外向，但是与瑞士人交往需要时间，很多时间。”

她很早就开始尝试去适应。“我想，如果要想与瑞士人一起生活，最好学德语。刚开始我不认识很多拉丁语国家的人。”

1987年她与一位在Zweisimmen认识的瑞士人结婚，并马上取得了瑞士国籍。“这并不是‘有安排’的婚姻，也不是只为了居留证。但是我想，如果我有其他选择，我不会结婚，因为实际上我对婚姻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不结婚便留不下来。”

90年代，她和丈夫有了两个孩子，虽然她在生孩子之前，取得了一个酒店行业毕业证书，但是作为年轻的妈妈，不适合做酒店工作。后来她开始翻译，这样就可以在家工作了。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从25年前来瑞士，克丽丝缇娜就上了很多学习班，从法语到德语到市场营销，以及电脑知识和培训及成人教育，还参与了很多地方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帮助外国女孩子在瑞士寻找学徒职位。这些女孩“在找学徒职位时的确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且受到歧视，”她说：“我们去她们的学校和班级拜访，我们和她们谈话，对她们进行鼓励。”

从2001-2007年，克丽丝缇娜参与了伯尔尼城的一个外国人融入项目，这是一份义务工作。“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名公民的投入，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能只要求拥有权利而不愿意履行义务。”

参与政治

克丽丝缇娜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引起了前国民院女议员Barbara Gurtner的注意，她建议克丽丝缇娜参与政治活动。2007年她被选入由80名议员组成的城市议会中。

她形容她所在的党派为“中间偏左党派，我们为外国人的平等权益而工作-同等的权利、不被歧视、没有种族歧视”，大多数成员来自其他国家。

克丽丝缇娜感到很失望，让外国人参与地方投票的动议在伯尔尼未被通过。“伯尔尼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州，伯尔尼城很自由，很进步，但我们的州太大了，我们的问题主要来自乡村地区。”

就算外国人在瑞士不能参与投票，但同样可以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克丽丝缇娜说：“去居住区参与一些活动，无论怎样参加都行，比如参加一个组织；参加学校的活动，只要有机会就参与。要关心政治话题，不要让其他人替你做决定。”

(译自德文：杨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