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领救济的日子
玛丽亚的命，并不好。她成长于苏黎世周边的一个农民家庭，妈妈来自葡萄牙，连当地的话都不会说。3岁时，她的瑞士父亲过世了。于是接下来的11年里，她被送到不同的收养机构，并被当作学习能力差的人，送到了特殊学校。
“我们很穷，还经常被其他孩子嘲笑，简直是地狱，”五十多岁的玛丽亚女士说。她有着深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看起来有些伤感，很严肃。玛丽亚坐在二手沙发上，患有关节炎的左膝微微欠起。
这是比尔城郊一套设备齐全的两居室。墙上挂着配有镜框的图片和照片。玛丽亚斟上薄荷茶，点上自己卷的香烟。
“陷入贫困、领取救济，对我来说，这就是每月仅靠1000瑞郎生活。这很不容易，虽然我已经很节俭了。自从长大以后，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度假了，”她说。
她曾经当过社工，在一个照顾有吸毒史的和无家可归的救助院里工作，但一项事故发生后，玛丽亚因为膝盖疼痛，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兼职工作。
自2012年8月起，她开始靠社会救济生活，并时不时地打打短工。
区别
和玛丽亚一样，瑞士有25万人靠领取社会救济生活。这约占全国人口的3%，比90年代的数字翻了一番，但最近几年已趋于稳定。
“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会申请社会救济，”瑞士社会福利联合会(SKoS)会长Dorothee Guggisberg说，该组织是致力于瑞士社会福利工作的专业总协会。
依照计算方式的不同，瑞士约有7-8%的人属于贫困人口。这与其他国家没有可比性，因为数字差异太大，而且贫困标准不一致。
Guggisberg解释说，即使是在瑞士国内，乡村和城市地区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社会福利组织和负责管理社会保险的机构，均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定义贫困。
“瑞士的社保系统很发达，而且瑞士也负担得起。这是保持瑞士稳定的一个中心要素。如果很多人都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那么这就是社保炸弹”。
瑞士没有全国统一的社保框架法律，因此瑞士社会福利联合会为26个州和2400个地方社区的社保负责机构设立了相关准则。
瑞士各州享有高度自主权，因此瑞士没有统一的贫困人口定义及社会福利补助标准。
瑞士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是个人月收入在2250瑞郎以下，一对夫妇带2个14岁以下子女的月家庭收入低于4050瑞郎。联邦统计局信息显示，按此标准，瑞士贫困人口为58万。
这相当于800多万全国人口的7.5%。
最新数据显示，瑞士有25万人领取社会救济，平均占去年总人口的3.1%。
乡村及城市的情况有显著差别。单亲家庭是领取社会救济的最大群体，其次是独自生活及没有职业文凭的人。
社会最低基础保障(低保)是指可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即满足：食品、卫生、交通及交往需要。
购物篮
从购物篮的角度出发，瑞士社会福利联合会的计算显示，购买力较弱的、10%的瑞士人口，每月每人至少需要986瑞郎，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我们的宪法里写到，每位瑞士公民都应该有尊严的生活。这些钱满足的是基本需求，如食品、卫生用品、交通和人际交往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Guggisberg解释说。
但住宅或者房间的居住费用不含在内，也不包括强制基础保险费用。
“瑞士社会有一个最起码的生存保障，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没有在桥下睡觉的人，也没有晚上让人绕道而行的贫民窟，”Guggisberg说。
各地方标准不同
社保标准之争在过去的一年里变得愈发尖锐，特别是当某地方政府拒绝继续向某人发放社保，而该决定又遭到法庭否决的时候。
法庭审判之后，有4个地方社区，要求脱离社会福利联合会，尽管该联合会实际上负责着各州的社保组织及联合会，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
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社区政府也宣称将节俭开支，面临巨大压力的社会福利联合会宣布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Guggisberg说，他们将认真对待这些批评。
“总是有改善的余地的，”她说：“社会援助的核算基础已经10年没变了，我们会考虑‘购物篮’的计算方式是否还适合，是否还要涵盖其他需要”。
私人化
针对社会福利联合会和现行福利政策的最尖锐批评来自苏黎世的智库-自由研究所。该研究所所长Pierre Bessard去年12月在《新苏黎世报》上对此展开了“猛烈攻击”。
他将瑞士的社保福利描绘成“我们文明社会的倒退”，并要求实施一种私人化、分散化的社会福利政策。
“整个系统过于制度化，因而产生了不恰当的、有害的权利意识。助人者的财务负担也有所增加”。
“福利机构不断地展开游说工作，希望将贫穷的定义加以扩展，”Bessard说：“他们提出了新的标准。但是依然没有刺激那些领取救济的人，自己挣钱去养活自己。这让他们对社会福利形成了依赖”。
“其实邻里之间、慈善组织及当地的帮助都可以非常有效地满足低保享有者的个人需求，”他总结道。
工作与教育
尽管经济学家、作家Rudolf Strahm对瑞士的社保体系也是批评不断，但他并不赞同Bessard的意见。
“受教育程度不高，这是致贫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青年人和有移民背景的人。如果没有接受过学徒教育，那么他或她领取社会救济的可能性就会比学徒毕业的人多2倍”。
而单亲家庭在看护儿童方面也没有获得什么帮助，前社会民主党议员、教育双轨制的捍卫者Strahm解释说，他非常推崇糅合了企业实践学习和高校理论学习的瑞士职业教育体系。
Strahm也对目前的社会工作职业教育提出了批评：这些学生学会了如何把“顾客”“填入”社会福利系统中，却没有努力让这些人尽量融入就业市场，“人们总是很快就半途而废”。
替罪羊
玛丽亚已经习惯于为了受教育而奋斗。在她40岁的时候，她还完成了一项学校的社工培训，并成功毕业。随后，她在这一行业里工作多年。
针对Bessard对社会福利系统的批评，玛丽亚表现出了一种蔑视：“这些新式自由主义的思想，并不比对低保费用的嘲笑高明多少，”玛丽亚说： “那些富人不就是想找替罪羊吗，他们总是会越来越富有的”。
“这里的制度，让我变老、变忧愁。有时我真想去自杀。我几乎不能清晰地思考、书写。”
如今，她脱离了社会福利体系，即将远离比尔。她的房子已被出售，她就要无家可归了。她要暂时离开瑞士，去葡萄牙，她妈妈来的地方。
那里有着更强烈的休戚与共的情感，可以更好地团结在一起，穷人也不会被人追逐地无路可走，至少乞讨是被允许的，她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无家可归，那也不会是在瑞士”。
(转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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