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一道“护身符”
一名二十多岁的日本女性患有严重的神经源性疾病，在获得辅助自杀许可后，瑞士一家安乐死组织为其安排了安乐死。她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但不想在余生中完全依赖他人照护。她认为对像她一样并非绝症但生活质量极差的人而言，安乐死是一道“护身符”。 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仍然无法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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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解脱了。”
Kranke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女性，居住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地区，她表示：“当我收到Lifecircle的批准后，我不仅感到解脱，更感到满足。” 去年10月，她收到了来自瑞士安乐死组织Lifecircle(多语)外部链接的电子邮件，同意为其办理辅助自杀。日本尚未合法化安乐死。
在本文中，应患者及其家人的请求，将隐去患者姓名和疾病名称。“Kranke”是她的推特用户名(日、英)外部链接。
由于所患疾病导致周边神经损伤，Kranke的大腿和肘部以下均无法活动，只有右手腕能动。她无法站立也不能独自行走，基本只能住在父母家中，长期卧床接受母亲照料。Kranke需要借助轮椅才能移动。她的智能手机通过支架固定在床上，她用右手手指夹住手写笔进行打字，发送推文和短信。
当她获得安乐死许可时，她发推文说：“申请通过，我终于可以安乐死了。”
这条推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以下推文于今年2月20日转载)。
スイスのライフサークルから、
— くらんけ🙇🏻♂️(墓) (@IrreKranke) February 20, 2020外部链接
green light, 幇助可能の報せを貰いました。
これで、やっと、死ねる。
※以前の投稿をラブRTして下さった約530人近くの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pic.twitter.com/YdAUItW5Oe外部链接
六岁的时候，Kranke被诊断出患有难治性神经源性疾病。当她还在上幼儿园时，她经常摔倒。在一次小学运动会上，她的父母发现她的跑步姿势有问题，于是带她去看医生。到14岁时，她已经尝遍各种治疗方式。二十岁之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然而，治疗效果不明显，医生最后告诉她治愈的希望极其渺茫。
她曾尝试发展一些爱好，但由于身体残疾，她无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她还担心自己会给年迈的父母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尽管她每月能够领取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475元)的残疾补助金，但这仍然不足以维持生计。
了解到自己的余生都要依赖他人照护，Kranke感到心灰意冷。如果有人无奈卷入她那毫无希望的生活，她心里会感到愈发内疚。
大约五年前，她开始考虑寻死。但是，她还是需要有人帮她，因为她无法自己绑绳子上吊。在日本，辅助他人自杀者将受到刑事追责。
“我想通过合法手段平静地死去。” 她开始搜集信息，并发现了瑞士安乐死组织Lifecircle。
“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我本想在日本去世。”
包括荷兰和比利时在内的一些国家允许安乐死。瑞士早在70多年前就实现了辅助自杀合法化(请参阅文末信息栏)。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部分瑞士组织还为外国居民提供安乐死服务。每年都有许多人入境瑞士来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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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以后还能来瑞士安乐死吗？
Kranke向Lifecircle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经过与秘书的一番沟通，Kranke于去年9月底提交了个人医疗报告和辅助自杀申请书。
法律限制阻碍了这一过程。她在大学医院的医生拒绝为她出具医疗报告，因为这么做等于“辅助她自杀”(这名医生拒绝了瑞士资讯的置评请求)。Kranke在网上认识的另一位医生为她出具了医疗报告。
“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我本想在日本去世。为什么我必须远渡重洋才能平静地结束我的生命呢？” 绝症患者尚可以接受姑息治疗。然而她的病情并非绝症，因此无法接受姑息治疗，但她的生活质量却已严重下降。她坚定认为，像她这类人真的需要安乐死的权利。
在日本，关于安乐死和死亡权的辩论没有任何重大进展。Kranke认为“死亡在日本是一大禁忌”。 为她出具医疗报告的医生还说，医务人员认为他们的天职是挽救患者生命，无论患者是否想死。 “这种局面应该改变”，因此他选择帮助Kranke。他希望“这将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安乐死的讨论”。
需要正确看待安乐死
在瑞士接受安乐死服务，当事人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即使申请人到达瑞士后，也有可能被拒绝提供安乐死服务(请参见文末信息栏)。安乐死组织会非常仔细地评估每份申请。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刑事犯罪指控。
Kranke担心，日本人会曲解瑞士的安乐死制度。“许多人认为，付款后马上就能安乐死。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知道安乐死的相关规定十分严格。” 如果每个人都误以为安乐死这么简单轻率，那么“整个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可能被带跑偏”。
Lifecircle(英)外部链接为满足以下条件的人提供服务：
- 患有绝症
- 患有无法忍受的残疾或疼痛
- 虽然并非身患绝症，但是没有康复的希望，并且预计生活质量会显着下降(例如：痴呆、多发性硬化症等)
该组织的服务对象不包括未成年人、缺乏判断能力的人、没有剧烈身体疼痛的精神病患者。
申请人必须缴纳会费成为会员后才能获得服务。
希望获取安乐死服务的人必须向组织提交书面申请。他们将决定申请是否符合基金会的准则，并且还会由瑞士医生进行必要性评估。一旦申请通过，组织会将安乐死日期告知申请人。患者必须在瑞士停留几天并接受瑞士医生的问询。当医生给予安乐死许可时，组织将辅助他们结束生命。差旅费由患者自己承担。
Lifecircle总裁Erika Preisig博士表示，组织每年收到多达300份申请，只有一半的申请人最终实现安乐死。这主要是由于组织的承载能力有限。因此，自去年五月以来，组织已经停止接纳新成员。
家人反对，新冠肺炎危机
2019年2月，Kranke于告诉家人自己的安乐死计划。他们坚决反对，现在依然如此。最近，她再次告诉家人自己要前往瑞士，但是讨论还是无疾而终。
她的父母并不反对安乐死本身。她的父亲告诉瑞士资讯：“换做我们是她，因为身体残疾而感到活着没意义，也会有死的想法。但是作为父母，我们不希望女儿离开。她是我们的一切。”
Kranke最初预约在2020年3月接受安乐死服务，但最终不得不推迟计划。不仅因为她无法获得出行方面的支持以及新冠肺炎造成的出行限制，关键还在于她不想无视和伤害她的亲人。 “没有人可以干涉我的决定，但是我不能够因固执己见导致他人受到伤害。我可以自决，但不能自私。”
谁有安乐死的权利
与此同时，她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申请通过”使她感到自己终于可以把控自己的生活了，终于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
比利时残奥会金牌得主玛丽克·福沃特(Marieke Vervoort)去年10月因疾病获准安乐死。她在死前解释道，安乐死使人们“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享受每一个美好瞬间”。
Kranke持相同观点。“我的一生都受到疾病折磨。但是我现在感受到希望。我可以随时解脱。” 她补充道，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安乐死给了她活着的理由，因为她的痛苦不再无限期。“不要总盯着安乐死消极和恐惧的一面。我希望人们明白安乐死也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患者带来希望。”
终点之前，路途漫漫
最终她的父母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她的计划。该组织为她重新预约6月份的服务，但由于长时间的出行限制，她不得不再次取消预约。“比方说，我稍后再预约一次，但是如果第二波疫情席卷瑞士，那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根本无法做任何计划。”
瑞士已逐步放松了对邻国的边境管制，但她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前往最终的目的地。
1942年瑞士刑法修正案通过后，瑞士愿意容忍“出于非自私目的”的辅助自杀。日内瓦大学伦理学教授萨米亚·赫斯特(Samia Hurst 英)外部链接解释说，当时有一些运动在不断推动自杀合法化。
瑞士安乐死组织表示，患者一般通过服用医生开具的致命剂量的巴比妥类药物来安乐死。最后的动作必须由患者执行，如打开输液阀或服药。瑞士刑法禁止“直接和主动实施安乐死”(多语)外部链接。
瑞士主要的两家安乐死组织分别是“解脱”(EXIT 多语)外部链接和“尊严”(Dignitas 多语)外部链接。Dignitas和Lifecircle帮助外国居民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安乐死合法化。EXIT仅向瑞士公民或瑞士永久居民提供服务(多语)。
Dignitas按居住国家/地区发布了部分会员的统计信息：2019年(德、英)外部链接会员总数为9822人，其中德国的会员最多，为3225人，瑞士会员数为794，日本会员数为47。在1998年至2019年之间(德、英)外部链接，共有3027人接受安乐死。
瑞士联邦政府曾试图监管辅助自杀行为，但它在2011年6月宣布(多语)外部链接，它将继续致力于自杀预防工作和姑息治疗来减少自杀行为，因为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将造成各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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