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是一道“護身符”
一名二十多歲的日本女性患有嚴重的神經源性疾病，在獲得輔助自殺許可後，瑞士一家安樂死組織為其安排了安樂死。她沒有任何康復的希望，但不想在餘生中完全依賴他人照護。她認為對像她一樣並非絕症但生活品質極差的人而言，安樂死是一道“護身符”。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她仍然無法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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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解脫了。”
Kranke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女性，居住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地區，她表示：“當我收到Lifecircle的批准後，我不僅感到解脫，更感到滿足。” 去年10月，她收到了來自瑞士安樂死組織Lifecircle(多語)外部链接的電子郵件，同意為其辦理輔助自殺。日本尚未合法化安樂死。
在本文中，應患者及其家人的請求，將隱去患者姓名和疾病名稱。 “Kranke”是她的推特用戶名(日、英)外部链接。
由於所患疾病導致周邊神經損傷，Kranke的大腿和肘部以下均無法活動，只有右手腕能動。她無法站立也不能獨自行走，基本只能住在父母家中，長期臥床由母親照料。 Kranke需要藉助輪椅才能移動。她的智能手機通過支架固定在床上，她用右手手指夾住手寫筆進行打字，發送推文和短信。
當她獲得安樂死許可時，她發推文說：“申請通過，我終於可以安樂死了。”
這條推文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以下推文於今年2月20日轉載)。
スイスのライフサークルから、
— くらんけ🙇🏻♂️(墓) (@IrreKranke) February 20, 2020外部链接
green light, 幇助可能の報せを貰いました。
これで、やっと、死ねる。
※以前の投稿をラブRTして下さった約530人近くの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pic.twitter.com/YdAUItW5Oe外部链接
六歲的時候，Kranke被診斷出患有難治性神經源性疾病。當她還在上幼兒園時，她經常摔倒。在一次小學運動會上，她的父母發現她的跑步姿勢有問題，於是帶她去看醫生。到14歲時，她已經嘗遍各種治療方式。二十歲之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裡度過。然而，治療效果不明顯，醫生最後告訴她治癒的希望極其渺茫。
她曾嘗試發展一些愛好，但由於身體殘疾，她無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她還擔心自己會給年邁的父母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儘管她每月能夠領取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475元)的殘疾補助金，但這仍然不足以維持生計。
了解到自己的餘生都要依賴他人照護，Kranke感到心灰意冷。如果有人無奈捲入她那毫無希望的生活，她心裡會感到愈發內疚。
大約五年前，她開始考慮尋死。但是，她還是需要有人幫她，因為她無法自己綁繩子上吊。在日本，輔助他人自殺者將受到刑事追責。
“我想通過合法手段平靜地死去。” 她開始蒐集信息，並發現了瑞士安樂死組織Lifecircle。
“生於斯、長於斯、逝於斯。我本想在日本去世。”
包括荷蘭和比利時在內的一些國家允許安樂死。瑞士早在70多年前就實現了輔助自殺合法化(請參閱文末信息欄)。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部分瑞士組織還為外國居民提供安樂死服務。每年都有許多人入境瑞士來結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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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以后还能来瑞士安乐死吗？
Kranke向Lifecircle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經過與秘書的一番溝通，Kranke於去年9月底提交了個人醫療報告和輔助自殺申請書。
法律限制阻礙了這一過程。她在大學醫院的醫生拒絕為她出具醫療報告，因為這麼做等於“輔助她自殺”(這名醫生拒絕了瑞士資訊的評論請求)。 Kranke在網上認識的另一位醫生為她出具了醫療報告。
“生於斯、長於斯、逝於斯。我本想在日本去世。為什麼我必須遠渡重洋才能平靜地結束我的生命呢？” 絕症患者尚可以接受替代治療。然而她的病情並非絕症，因此無法接受替代治療，但她的生活品質卻已嚴重下降。她堅定認為，像她這類人真的需要安樂死的權利。
在日本，關於安樂死和死亡權的辯論沒有任何重大進展。 Kranke認為“死亡在日本是一大禁忌”。為她出具醫療報告的醫生還說，醫務人員認為他們的天職是挽救患者生命，無論患者是否想死。 “這種局面應該改變”，因此他選擇幫助Kranke。他希望“這將使人們重新思考關於安樂死的討論”。
需要正確看待安樂死
在瑞士接受安樂死服務，當事人必須滿足特定的條件。即使申請人到達瑞士後，也有可能被拒絕提供安樂死服務(請參見文末信息欄)。安樂死組織會非常仔細地評估每份申請。這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刑事犯罪指控。
Kranke擔心，日本人會曲解瑞士的安樂死制度。 “許多人認為，付款後馬上就能安樂死。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不知道安樂死的相關規定十分嚴格。” 如果每個人都誤以為安樂死這麼簡單輕率，那麼“整個關於安樂死的討論可能被帶跑偏”。
誰有資格獲取輔助自殺服務？
Lifecircle(英)外部链接為滿足以下條件的人提供服務：
- 患有絕症
- 患有無法忍受的殘疾或疼痛
- 雖然並非身患絕症，但是沒有康復的希望，並且預計生活品質會顯著下降(例如：癡呆、多發性硬化症等)
該組織的服務對像不包括未成年人、缺乏判斷能力的人、沒有劇烈身體疼痛的精神病患者。
申請人必須繳納會費成為會員後才能獲得服務。
希望獲取安樂死服務的人必須向組織提交書面申請。他們將決定申請是否符合基金會的準則，並且還會由瑞士醫生進行必要性評估。一旦申請通過，組織會將安樂死日期告知申請人。患者必須在瑞士停留幾天並接受瑞士醫生的問詢。當醫生給予安樂死許可時，組織將輔助他們結束生命。差旅費由患者自己承擔。
Lifecircle總裁Erika Preisig博士表示，組織每年收到多達300份申請，只有一半的申請人最終實現安樂死。這主要是由於組織的承載能力有限。因此，自去年五月以來，組織已經停止接納新成員。
家人反對，新冠肺炎危機
2019年2月，Kranke於告訴家人自己的安樂死計劃。他們堅決反對，現在依然如此。最近，她再次告訴家人自己要前往瑞士，但是討論還是無疾而終。
她的父母並不反對安樂死本身。她的父親告訴瑞士資訊：“換做我們是她，因為身體殘疾而感到活著沒意義，也會有死的想法。但是作為父母，我們不希望女兒離開。她是我們的一切。”
Kranke最初預約在2020年3月接受安樂死服務，但最終不得不推遲計劃。不僅因為她無法獲得成行方面的支持以及新冠肺炎造成的成行限制，關鍵還在於她不想無視和傷害她的親人。 “沒有人可以干涉我的決定，但是我不能夠因固執己見導致他人受到傷害。我可以自決，但不能自私。”
誰有安樂死的權利
與此同時，她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 “申請通過”使她感到自己終於可以把控自己的生活了，終於可以擺脫疾病的困擾。
比利時殘奧會金牌得主瑪麗克·福沃特(Marieke Vervoort)去年10月因疾病獲准安樂死。她在死前解釋道，安樂死使人們“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享受每一個美好瞬間”。
Kranke持相同觀點。 “我的一生都受到疾病折磨。但是我現在感受到希望。我可以隨時解脫。” 她補充道，這聽起來似乎很矛盾，但安樂死給了她活著的理由，因為她的痛苦不再無限期。 “不要總盯著安樂死消極和恐懼的一面。我希望人們明白安樂死也可以給我們這樣的患者帶來希望。”
終點之前，路途漫漫
最終她的父母很不情願地同意了她的計劃。該組織為她重新預約6月份的服務，但由於長時間的成行限制，她不得不再次取消預約。 “比方說，我稍後再預約一次，但是如果第二波疫情席捲瑞士，那該怎麼辦呢？我現在根本無法做任何計劃。”
瑞士已逐步放鬆了對鄰國的邊境管制，但她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前往最終的目的地。
1942年瑞士刑法修正案通過後，瑞士願意接受“出於非自私目的”的輔助自殺。日內瓦大學倫理學教授薩米亞·赫斯特(Samia Hurst 英)外部链接解釋說，當時有一些運動在不斷推動自殺合法化。
瑞士安樂死組織表示，患者一般通過服用醫生開具的致命劑量的巴比妥類藥物來安樂死。最後的動作必須由患者執行，如打開輸液閥或服藥。瑞士刑法禁止“直接和主動實施安樂死”(多語)外部链接。
瑞士主要的兩家安樂死組織分別是“解脫”(EXIT 多語)外部链接和“尊嚴”(Dignitas 多語)外部链接。 Dignitas和Lifecircle幫助外國居民努力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安樂死合法化。 EXIT僅向瑞士公民或瑞士永久居民提供服務(多語)。
Dignitas按居住國家/地區發布了部分會員的統計信息：2019年(德、英)外部链接會員總數為9822人，其中德國的會員最多，為3225人，瑞士會員數為794，日本會員數為47。在1998年至2019年之間(德、英)外部链接，共有3027人接受安樂死。
瑞士聯邦政府曾試圖監管輔助自殺行為，但它在2011年6月宣布(多語)外部链接，它將繼續致力於自殺預防工作和替代治療來減少自殺行為，因為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將造成各種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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