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施塔姆与毕飞宇共坐”蓝色沙发”
今年秋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与贝塔斯曼集团举办了一场“蓝色沙发”-中瑞两国作家零距离对话活动。
以作品《上海往事》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被中国百姓熟知的作家毕飞宇和以短篇小说见长的瑞士作家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共赴文学之约。
究竟以什么人称写作更贴近读者的心？面对两国多语的环境，怎样寻找到一个核心语言来写作表达？对于记录的女性，两国作家又是如何寄予各自微妙的情感？从文学到文化，我们看见的是同一个世界。
第一回合：关于叙述人称
“作家始终都是一个独裁者”。
用第一人称来写作好，还是用远距离的第三人称？
在瑞士文学里，用第一人称“我”写作的作家并不多，彼得·施塔姆解释了这个现象，在瑞士小说叙事中较少采用一个全能、全知的视角，因为瑞士作家普遍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无法做到非常客观和全面。
然而，对于习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彼得·施塔姆却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用“我”来叙说，还是用其他人称来掩饰这种全知，在创作中作家始终都是一个独裁者，所以还是把独裁者隐藏在比较主观的个人身后比较好。
并且彼得·施塔姆感觉到，在写作过程中，运用“我”可以写出主人公心理感觉上所有微妙的变化。
“离开‘我’之后，文学才能发展下去”。
早已摒弃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毕飞宇到了中年之后，都改用以叙述者的名字写作。
建国之后，到了改革开放，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我觉醒，开始发现“我”的重要性。之前都是“民族”、“祖国”、“阶级”这些大词。那个时候年轻的毕飞宇所有的创作都用的是“我”。这时候出现了“我”，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巨大促进，反过来文学中的“我”对中国国民觉醒也是一个促进。
有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学作品中“我”的比例开始越来越多。刚开始“我”还是受到批判，然后达到发展，得到认可，最后达到了饱和状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作家的书，几乎都是以“我”为天下的。
就在那个时候，毕飞宇开始停止了以第一人称进行写作，并且认为只有离开“我”之后，文学才能发展下去。
第二回合：关于写作语言
“永远采用艺术的语言”。
同时会说德语，法语和英语的彼得·施塔姆表示，瑞士表面上很多人都懂很多语言，但是长期说两门语言的人只占10%。在瑞士也有口语和书面语言之分，区别非常大，这可能和中国方言与普通话写作的可选择性是一样的。
在瑞士口语中，没有过去时，然而写作中却常常要用到过去时。这种看似在语法上简化的语言，同时又给语言带来了很多模棱两可，带来了很多微妙之处。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从来不用瑞士的口语写作，都是用标准德语。
彼得·施塔姆认为在瑞士的咖啡馆要一杯咖啡时和写作时用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彼得•施塔姆的写作将永远采用艺术的语言。
“‘普通话’其实也就一百年的历史”。
毕飞宇告诉彼得·施塔姆，尽管中国语言历史非常悠久，但是所谓的“普通话”其实也就一百年的历史。今天中国作家用来写作的语言——汉语其实是非常年轻的语言。
中国作家写作的时候一部分采用的是普通话，也有一部分作家采用方言写作，也产生了许许多多成功的作品。这里面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像吴方言区的人（上海、苏州人），如果他们完全用自己的方言进行写作，除了他们自己语区的人理解以外，其他人看不懂。那些字大家都认识，但是把那些字连起来，别地方的人就看不懂了。
毕飞宇认为，语言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语言本身这么简单，透过语言也许有整个世界的内容在里面。
第三回合：关于书中的女性
“男性是老板，但是女性来做决断”。
在彼得·施塔姆小说《漂流物》（Treibgut）中的女主人公，她四处流浪，随意获得男性的同情和帮助，然后又不留痕迹的走了。她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但是又通过自己女性的身份和美获得利益。
彼得·施塔姆觉得似乎在男女关系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微妙的协议，“男性是老板，但是女性来做决断”。过去女性在社会中以很微弱声音生存的状况，如今已经不是这样了，女性还是很强的。当然历史曾经压制过女性，并且现在还在压制女性，但是这并不妨碍女人比男性强。
“男作家写女性要比女作家写女性更宽容些”。
毕飞宇的作品对女性的描写非常细致，通常这些女性用自己女性的身份来获得权力、对抗权力。
小说中写到过这么多的女性，是因为毕飞宇更看重女性天然的戏剧性。
至于是男作家写女性会比女作家写女性好，或者是女作家写男性比男作家写男性好。毕飞宇觉得这个不成文的大前提要排除掉，根据他的经验，男作家写女性要比女作家写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要稍微宽容一些。
对于写作上对于女性的爱恋与宽容，彼得·施塔姆与毕飞宇有着一致的偏好。
瑞士资讯(swissinfo)外援记者 寿含章
彼得·施塔姆，于1963年1月8日在瑞士出生。他首先学习了商科而后在大学主修和选修了若干学期的英国语言和文学、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彼得•施塔姆曾经较长时间生活在巴黎、纽约、北欧、伦敦和柏林。
目前居住在温特图尔(Winterthur)，自1990年以来他从事的职业为自由撰稿人兼记者。
主要出版读物：
《Warum wir vor der Stadt wohnen》，尤塔·鲍尔，Beltz & Gelberg Verlag，魏恩海姆、巴塞尔 2005
《In fremden Gärten》，小说集，Arche Verlag，苏黎世和汉堡，2003
《Ungefähre Landschaft》，小说，Arche Verlag，苏黎世和汉堡，2001
《Blitzeis》，短篇小说集，Arche Verlag，苏黎世和汉堡，1999
《Agnes》，小说，Arche Verlag，苏黎世和汉堡，1998
毕飞宇，男，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五年。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篇。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等。现供职于《雨花》杂志社。
主要出版读物：
《青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这一半》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好的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沿途的秘密 》昆仑出版社，2002
《男人还剩下什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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