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就如大自然，生生不息”
许多艺术家现在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艺术市场的关注，或是希望在可持续发展的新背景下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在年轻一代人眼中，薇薇安·苏特(Vivian Suter)是一位励志榜样。她的创作方式既尊重环境，又不折损艺术效果；在其他人眼中，她是一位独立而强大的生态女权主义者。
不过，近几十年来，这位1949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瑞士艺术家，一直生活在阿蒂特兰湖(Lake Atitlán)热带雨林中的一座火山旁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近期，薇薇安的几幅画作才被知名的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买下，她本人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终于，她的时代来临了。
不仅如此，她独特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她那种与世无争的归隐心态令人感到好奇。策展人感觉好像发现了一座隐藏的宝藏，仿佛发现了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鸟类物种。
薇薇安·苏特的作品回顾展将于11月6日在卢塞恩市美术馆(Kunstmuseum Luzern)开幕，这名艺术家将与策展人范尼·费策(Fanni Fetzer)公开对话(下午1点)。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13日。
薇薇安·苏特的作品回顾展将于11月6日在卢塞恩市美术馆(Kunstmuseum Luzern)开幕，这名艺术家将与策展人范尼·费策(Fanni Fetzer)公开对话(下午1点)。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13日。
虽然她的初衷是从零开始进行艺术创作，不受任何外界影响，但薇薇安·苏特的画作是文化积淀和自然底蕴的结合体，其中包含了美国表现主义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显然，她从敬爱的母亲、艺术家伊丽莎白·怀尔德(Elisabeth Wild)(1922-2020)那里继承了一些卓越的能力。
以下采访内容取自我们之间的Skype视频对话。她身处丛林深处的漂亮房子里，我则在日内瓦湖边。我们俩的英语水平都比较有限，只能通过收集图像、轶事和数字，设法展现这位迷人艺术家的生活和作品。四十年前，她选择与狗和植物为伍，而不是出入于瑞士策展人的交际圈。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作画时你一般从何处入手？会不会先画个草图？一般要画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满意的状态？
我尽可能地保持开放的创作心态。我确实会画草图，但很少刻意这么做。我会同时创作不同的画作。有时候，平行创作的画作数量非常多。然而一旦画完，我很少会去返工。有时我会觉得作品不够完美，但我选择不立刻修改，而是过段时间再来看一遍。
是否有作品令你感到惊喜？
有的，如果有作品能带来惊喜，我会非常开心。有时我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必须拿着手电筒下山，等到第二天再来仔细端详我创作的作品。
如果你对作品不满意，会直接把画布扔掉吗？
不，我不会，我只是把它放在一旁，过段时间再来看看。有时候，当我在次日回顾作品时，那些起初最不满意的作品反而成了我最喜欢的作品。
你如何在70年代的概念艺术风潮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我创作了不同形状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体积都很大，在瑞士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后来我离开了瑞士，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进一步探索。于是我决定在危地马拉定居，在这里生下了我的儿子。后来我的母亲也来到这里生活。
这也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式。我无法延续自己在瑞士时的那种艺术创作方式。外在表现形式固然重要，但我希望更加聚焦于内在。此外，我很难运输原先那种画作，因为涉及到使用集装箱，过程会很复杂。所以我开始使用当地能找到的材料，比如画布和颜料，但我依然时不时需要从国外带一些材料过来。
你生在南美洲，搬回到这边土地上是一项重大决定。这么做是为了寻找你在巴塞尔找不到的自由吗？
是的，没错。我不喜欢原来工作中的社交环节，比如参加各种艺术活动的开幕式。当我来到危地马拉时，我并没有多大的名气。我不怎么举办展览，但我一直在坚持创作。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艺术家都崇尚回归自然。你选择在一个热带树木环绕的花园式工作室里安顿下来。
当我搬进森林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不想受到外界的影响。我希望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的女儿，你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女性艺术家，并选择在危地马拉定居。对此，你有何感想？
1981年我在米兰的Diagramma画廊展示作品时，我记得当时女性艺术家很少。我确实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从未成为我的创作主题。由于当今社会充斥着大男子主义，我对女权主义的感触变得愈发强烈！
在你沮丧失落时，是否觉得父权社会并不鼓励女性从事艺术工作？
并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受到鼓励。我生于一个女性艺术家辈出的家庭。我的曾祖母就是一位艺术家。我从小就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耳濡目染，母亲便是我的榜样。我在19岁时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展览。
为什么你最终会感到如此孤立？
瑞士艺术界日渐将我边缘化，是因为我离开了瑞士，而并非因为我是个女人。外界对我的决定持非常负面的看法。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瑞士，毕竟我很早就在首次个展中取得了成功。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局”了。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圈子，因此我不应该再有所期待，这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我想向他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这花了我三十多年时间……
当我们审视你的艺术作品时，它似乎很接近70年代的审美，包含了对于自然、纺织品、色彩、嬉皮士风格的理解。你与嬉皮士运动有何种关系？
我很早就结婚了，当时我才19岁。也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自立门户，但我和我丈夫都不是嬉皮士。
拉美前卫艺术和魔幻现实主义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我在墨西哥、危地马拉、阿根廷和圣保罗认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艺术家。也许拉美文学艺术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因为我的祖母也总是给我讲很多故事。
你的作品回顾展“薇薇安·苏特：森林之内(2018)”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举办，展览的高光时刻在于，你的作品首次被知名机构买下。
当艺术学院的收藏团队来考察我的作品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买了很多我的作品，大约有17件，然后我们共同展示了这些作品。但在此之前，他们仔细审视了这些作品，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们能够看中这些作品。
作为生活在森林中的艺术家，你如何看待美术馆这种场景？
能够在不同于创作地点的环境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这种感觉非常好。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创作尺幅更小的作品，那样不是更方便出售吗？我心里想：不行，我热爱创作大幅作品，一定会有美术馆愿意收购它们。这种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中，就像一个梦想，如今这个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如今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反观当初默默无闻的创作阶段，那时候你是否感到彷徨无助？
是的，有过那样的时刻。当时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但凡是对我的评价都比较负面，因此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来坚持创作。不得不说，这些批评很难让人提起干劲。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你是否喜欢云游四方？
年轻时，我特别喜欢到处走动。我经常出国旅行，前往世界各个地方。非洲、亚洲、澳大利亚都有我的足迹。我喜欢结识当地人，并享受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自然元素便融入了我的艺术创作中，有时我会边旅行边创作。在一次前往北美和中美洲的旅行中，我发现了阿蒂特兰湖……
你的母亲伊丽莎白·怀尔德(1922-2020)是一位知名艺术家，很可惜她于去年去世，她生前一直与你住在一起。能否介绍下你是何时萌生出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及母亲对你的影响？
我长大期间，母亲一直在作画，所以我的童年无时无刻没有艺术相伴。我在13岁前一直随母亲住在阿根廷。后来我们搬到了瑞士，在那里我完成了学业。我就读于巴塞尔工艺美术学校，报名参加了绘画班，同时也学习了雕塑、色彩、写作等课程。
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女儿，感觉如何？
我没有感到任何压力。但我们之间并没有过多地谈论我的工作。起初，我会给母亲看我的作品，后来我就不进行这方面的交流了，因为她非常挑剔。但我经常研究她的作品，后来我们主要讨论她的作品。
我可以想象，对你母亲来说，艺术家这个职业富有挑战性。她与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等人关系密切。你的作品似乎更加狂放不羁，你的创作风格是否与她截然不同？
她很强大，但也很固执己见。她很欣慰地看到我能如此自由无拘。她做不到，她的风格更加内敛、更有把控力。我们有时会一起展出自己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亲近感，同时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理念。
我对你的童年很好奇，你是否还保留着早期的绘画作品？
我母亲还留着那些作品，它们并没有多惊艳。小时候，每当我看着母亲在工作室里创作时，我都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她做模特，我挺不喜欢这份差事的，但当时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我父亲不希望我从事艺术工作，因为他不认为我可以靠艺术谋生。所以我当时不得不尝试就读商学院，但最后我说服了他，表明我最适合就读巴塞尔工艺美术学校。
能否谈谈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母亲来自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纳粹主义开始抬头时，她的父母决定逃往拉丁美洲。他们也对文化艺术非常感兴趣。
由于他们必须横穿大半个欧洲才能抵达荷兰，于是他们决定在离开欧洲之前必须到威尼斯看看。因此，他们计划在那里逗留几天，然后再搭乘最后一艘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货船。他们勉强躲过了当时欧洲正在发生的暴行，并于1939年抵达阿根廷。
我母亲必须努力工作来养家糊口。我外祖父患有眼疾，有段时间失明了。后来，我母亲成为了马德里艺术协会(Círculo de Bellas Artes)阿根廷分会的成员。她曾师从一名来自维也纳的老画家和一名德国画家。后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去她的陶器手工培训班。
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美术学院举办了首场个展。我的外祖父母支持且鼓励她这样做。我母亲16岁时开始工作，曾在阿根廷富豪家庭里做过保姆。她早先在维也纳接受过高级家政培训。她还在前南斯拉夫工作过，在那里学习了蒙台梭利教育法。
她是如何认识你父亲的？
我父亲是一名瑞士实业家，有一家工厂，业务做得很好。但在50年代中期，阿根廷总统贝隆开始推行产业国有化，于是父亲决定在1962年收拾行李并搬回到瑞士，那时候我才13岁。
有一次，我母亲向我父亲的工厂提供设计方案，于是他们就认识了。我父亲比母亲年长很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与我母亲同龄，另一个比她还大。我母亲基本上介于两代人之间。这种局面对她来说有些尴尬、难以适应。我父母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好。尽管我父亲很慈爱，但我还是和母亲比较亲近。我父亲有他自己的世界…
采访全文最初发表于“2021年瑞士艺术大奖/梅拉·奥本海姆奖”之《艺术公报》(2021年7月/8月)，旨在通过对获奖者的采访来更深入地了解其作品。该出版物也可以通过swissart@bak.admin.ch 免费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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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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