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眼中的好难民，坏难民
俄乌战争爆发，瑞士人向乌克兰人敞开了大门，乌克兰难民可以在瑞士自由行动，也允许工作，而其他国家的难民在瑞士并没有这种待遇。这种差异与瑞士人对难民的印象有关，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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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乌克兰难民在瑞士的受欢迎程度让许多人回忆起1956年的情景，当时苏联的坦克挺进了匈牙利，瑞士掀起了一股同情的热潮：教堂钟声四起，人们被“英雄的匈牙利人民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所震撼。
匈牙利难民被无条件地接受，联邦委员会当即宣布，“只要他们有想来瑞士的愿望，我们就欢迎。”匈牙利人被公认为有权获得庇护，因为他们是反共产主义斗争的自由战士，他们允许在瑞士工作和定居。
有欢迎，有排斥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瑞士的这种开放态度也不是面向所有人：那些不在反共产主义斗争行列中的人，被排斥在外。
当时也有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逃出来的阿尔及利亚难民，但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只是被瑞士作为“紧急救助对象”而勉强接受，甚至没有难民身份，不仅如此，外事警察局还将他们视为“极端分子”嫌疑人。
包括那些1956年底逃到瑞士来的犹太人，也未感受到瑞士人的欢迎态度。1956年11月，以色列、法国和英国占领了西奈半岛，埃及随后宣布埃及犹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公敌。在埃及的犹太人受到了谩骂和攻击，他们的企业和店铺遭没收-大屠杀的气息在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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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逃到瑞士的犹太人很快就被要求离开瑞士，他们的逗留或者继续逃亡都必须由犹太组织全权负责-瑞士的犹太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涉及一个申请在瑞士居留家庭的信件中，联邦议员Friedrich Traugott Wahlen写过这样的评语，这位申请人身上带有强烈的 “异化思想”。
小救生艇政策
庇护谁，不庇护谁，在瑞士并不是只靠单纯的大方行事，而是还有许多其他考量。19世纪，关于是庇护还是引渡的决定，是瑞士作为一个欧洲小国显示国家主权的一种姿态。瑞士收容的受迫害国际知识分子的名单很长：比希纳(Büchner)、巴枯宁(Bakunin)、列宁；无政府主义者、达达主义者等都在瑞士找到了藏身之处。1939年的国家展览会上打着这样的横幅：“瑞士是流亡人员的避难所，这也是我们的宝贵传统”。
三年后，即1942年，瑞士司法和警察部长Edmund von Steiger在一次演讲中把这个引以为豪的“避难岛”微缩成一艘“小救生艇”，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上这艘救生艇”。于是瑞士的边境向犹太人关上了大门，数千人被直接送往意味着灭绝的集中营。
从瑞士官方的观点来看，这些犹太人并不是政治难民，因此无权获得庇护。庇护是提供给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个人。例如反抗压迫的战士或激进的知识分子。而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受到迫害，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瑞士的庇护政策才变得更加开放了一些，因为担心会受到可预见的战胜国的指责。瑞士接受了一些受媒体关注的大屠杀幸存者-只是暂时性的。1947年，瑞士首次有了“长期庇护”的可能性。1951年，瑞士在联合国《难民公约》上签了字。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瑞士议会首次对战争中的难民政策进行了审查。巴塞尔大学刑法教授Carl Ludwig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稍微宽容一些的收容政策会令无数受迫害的人免遭一死。”
该报告发表时，正逢瑞士在接收成千上万的匈牙利难民，瑞士政府希望用慷慨接纳匈牙利难民来证明，瑞士做出了改变。1957年，联邦委员会决心要实行一种“大方的庇护政策”，并将“提供庇护”写入宪法。
没有地缘政治价值的难民
尤其是来自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可以享受到瑞士的这种慷慨之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欠佳”之后，瑞士开始寻求与西方的联络，并希望尽可能地确立自己的定位。20世纪60年代初，来自遥远中国的西藏难民也被看作是“适合共同生活的人”而被欣然接受。
1968年瑞士还接收了一些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难民，对他们并未进行单个背景调查，只是统一地认定为，他们在共产主义国家面临“与政权有关的内部压迫”。
1967年，当时的外国人和福利机构负责人Hans Mumenthaler为这一政策作了如下解释：“要求寻求庇护者证明他处于受迫害或危险当中，与要求他拿出先知的一根胡子的苛求差不多。只有当这些寻求庇护者已经落入追捕他们的人之手以后，才能有这样的证据。”
但瑞士也并非对所有国家的难民都能赋予这样的理解和同情，对于那些在冷战中符合瑞士自身定位、有明显地缘政治价值国家的难民，瑞士会明显优先考虑。1973年，当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右翼军政府在智利夺取政权时，瑞士的这种态度就显露无遗，当时，联邦委员会并不想接受智利难民。后来在难民组织的抗议下，瑞士才感受到接受智利难民的紧迫性。
对难民潮的恐惧
直到20世纪70年代，庇护权在瑞士一直是一种由联邦委员会支配的“仁慈的权力”，直至1979年，瑞士才制定了一项法规，明确规定了谁可以获得庇护权-从而减弱了地缘政治倾向性。
但到了1980年以后，无论法律如何规定，瑞士申请避难的人数都在增加。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的难民往往来自那些将自己定位为反共产主义斗争联盟的国家。1980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数以千计的人遭到迫害，尤其是那些被驱赶的库尔德少数民族更是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他们也逃到了瑞士。而这个时候，却没有人再提“与政权有关的压迫”了。
20世纪80年代初，瑞士官方拒绝一位库尔德人申请庇护的理由是这样陈述的：“根据申请人的描述，他是在一次军事袭击中与村里的许多人一起被捕的(……)因此，这不是一个专门针对申请人个人的国家举措。所以，按照我们的政策，这不符合庇护条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难民通常被统一认为是符合庇护条件的一股反抗力量，而现在作为一个受迫害群体中的一员则不再被视为应该得到庇护的理由。瑞士对“新”难民的态度变得极其不信任-“与政权有关的压迫”则提也不提了。
这也可能与“以貌取人”有关，1983年来自爆发内战的斯里兰卡的难民，是有史以来瑞士(除法语区以外)首次接收的黑皮肤难民。一些政治家认为他们比以前的难民都更有陌生感。例如，1984年，自由民主党国民院委员Hans-Georg Lüchinger提出限制签发某些国家难民的庇护申请，他说：“按照目前的做法，继续大量接收泰米尔人来瑞士避难是不明智之举。这些亚洲人在瑞士永远也不会找到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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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寻求庇护者的人数继续不断增加，瑞士人开始对难民潮心生恐惧，出现了自我保护意识。1985年，联邦委员Elisabeth Kopp表示，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向那些不是出于避难原因来我们这里的人敞开大门了。“那个年代，难民滥用瑞士避难权的想法在社会上成为主流思想，在1984年和1988年修订《庇护法》时，瑞士提高了避难申请门槛。
对难民的恐惧
现在当移民专家非常中立地谈到“新“难民时，政客们会很自然地将他们区分为”假难民和真难民“。”经济难民“一词被与恐惧连在一起：难民到西欧国家来不再是为了逃离政治压迫，而是为了逃离贫穷和苦难-也包括逃离内战。
20世纪90年代初，右翼保守党瑞士人民党(SVP)成功地让这种“区分”深入人心，并勾画出了难民的新形象。在他们的宣传文稿中，难民不再是需要保护的人，而是想骗取瑞士居留的人。在冷战时期，难民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暴力政权下的受迫害者，而1989年之后，难民取代了共产主义者成为恐怖的幽灵。难民的典型形象变成毒贩、持刀行凶者和罪犯。
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将那些阿富汗和叙利亚难民视为国际“反恐战争“的盟友应该是可以想象的-毕竟他们是从塔利班或伊斯兰国逃出来的，但叙利亚难民却未能从瑞士享受到类似以前的那种热情。
- 与Jonathan Paerli就背景知识进行交流，他是一篇名为《另样的瑞士》有关瑞士避难政策发展史的论文(尚未发表)作者。
- 参阅Boss, Catherine著《Streitfall Friede》，50年的当代历史。1988年出版。
- 参阅Daniel Gerson著: 《来自埃及的犹太人是战后瑞士难民政策的试金石》；Helena Kanyar Becker 著《涌入、澄清和责任》-瑞士在战争和战后时期的难民政策，1940-2007年。
- 参阅Patrick Kury著《冷战时期的好客之邦》 及Lisia Bürgi/Eva Keller 著《受排挤的有影响力人物》2021年出版。
- 参阅Jonathan Paerli《这个世界是一艘船》， 2015年出版。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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