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僧侣成为美国印第安种族文化灭绝的帮凶
Martin Marty想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印第安苏族人(Sioux)，为此，他甚至胆敢改变酋长坐牛(Sitting Bull)的信仰。正是因此，他成为了灭绝原住民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但一名来自瑞士的本笃会僧侣又怎会授美国政府之托，对原住民进行“文明改造”呢？
位于南达科他州(South-Dakota)杨克顿(Yankton)的Marty主教纪念堂建立于二战后的几年间，这座小教堂也是“本笃会随神圣主教来到达科塔纪念碑”。瑞士本笃会僧侣Martin Marty在这里被称为“苏族人的门徒”-另有几所学校以及一处小型住宅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以他命名的小教堂里，一扇窗户提醒着人们，19世纪70年代末，Marty向顽固的酋长坐牛(Sitting Bull)传教(未果)的勇敢事迹。在这之后不久，坐牛在一次逮捕行动中被击毙。这件玻璃艺术向人们展示了Marty如何以充满敬畏的神情仰视这位伟大的酋长，背景是拿着歌本唱歌的原住民妇女。
瑞士历史学家Manuel Menrath致力于研究Marty这位历史人物，以及他在苏族人被“文明改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以来，他都对教堂窗户上完全虚伪的描绘感到恼火：“现在回想起来，窗户上的图展示的是Marty如何与长发、带着头饰的印第安人唱歌的情景，这完全就是刻板印象-我们或许没必要跟已经逝世的人计较这些事，但事实上，在Marty开办的寄宿学校中根本就不是这样：首饰与头发被认为是属于异教的邪恶之物，是要被最先淘汰的东西。”
今天许多苏族人信奉天主教就是Marty传教的结果。他的寄宿学校协助美国政府，尝试将土著儿童改造成能干的美国人，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天主教徒。但一位来自瑞士中部的僧侣到底是如何在19世纪时来到了美国？
Marty奔赴狂野西部
作为教堂司事的儿子，Marty几乎在教堂长大。他的3个兄弟后来也都成了神父。5岁起，他在耶稣会接受教育，并很早就对耶稣会游历传教的工作表现出兴趣。孩提时他以圣徒Franz Xavier(又名圣方济·沙勿略)为榜样，这名传教士在16世纪时于日本、莫桑比克和印度进行传教。尽管Xavier从未到过美国，但他在瑞士中部被誉为“印第安传教士”
不过Marty无法在瑞士成为一名耶稣会会士：因为该修会只听命于罗马，因此被认为与国家敌对-新成立的瑞士也在其1848年的宪法中取缔了该修会。16岁的Marty于是成为了一名本笃会僧侣，并得名“Martin”。
然而，瑞士其他天主教徒也察觉到新成立的瑞士联邦正逐渐被信奉新教的联邦州主导。一些联邦州的僧院和天主教学院被关闭，Marty隶属的Einsiedeln僧院也因面临被取缔的威胁另寻出路。
僧侣们因此远赴美国，并于1854年在印第安纳州特尔城(Tell City)附近成立了St. Meinrad修道院。19世纪50年代时，许多瑞士人陆续在此定居。人们寻找的不仅是一片避风港，许多天主教移民也紧随其后来到这里，历史学家Menrath解释道：“人们担心他们在新成立的瑞士联邦中会皈依新教。”
但Einsiedeln僧院对St. Meinrad修道院在狂野西部的情况并不感到满意。1860年，26岁的Marty接受指派前往美国西部维持修道院秩序。他成功为定居者子女建立起一所学校，围绕着这所学校，一座小城初现雏形。1870年，St. Meinrad修道院被升格为僧院，而Marty也被提拔为僧院院长。
但僧院的定居生活并不令他满意，他想成为活动在前线的传教士：他想为“处于黑暗与死亡阴影中的异教徒”带去天主教的真理之光。尽管最初他是作为一名教堂管理人员来到这里，但他却在逐渐接近自己成为“印第安人传教士”的目标。而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对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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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而非灭绝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厌倦了战争-在与原住民打交道方面也是如此，人道主义者与教会代表要求减少使用暴力。当时的内政部长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我们更高等的基督教文明教育无助且无知的原住民种族”。
但这并不是为了建立平等，Menrath指出：“没人想将原住民培养成精英，他们想要的是仆人、工人、好基督徒-也就是能被社会利用的人。”
各种各样的教会在这方面就派上了用场：在被处决的威胁下，原住民部落被骑兵逼迫迁徙至保留地，而这些保留地则被分配给不同的传教组织。谁在当地的传教活动最活跃，谁就能拿到合同。
重要的是：“和平政治”并没有搁置消除原住民的初衷，通过这一政策，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自己最后一步行动，即毁灭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和精神世界。今天，这种行为被称为种族文化灭绝(Ethnozid)。Menrath强调，这种规划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如人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能观察到的。
起初看上去都很祥和-定居者突然出现在一片区域，需要土地，原住民搬离，为定居者腾出地方以供他们生活。但没过多久，殖民者的土地需求就会增加-而原住民突然间成了绊脚石。于是就只有两个选择：灭绝与再教育。
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特征还在于，定居者不一定与殖民势力同属一个国家。所有国家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只要他们属于被公认的高等种族。
这也是为何Marty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但Menrath告诫不要因此进行片面斥责：“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教会作出草率批判：首先，当时的这些规划由国家推动。教会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做一件好事，因为作为新政策的帮手，他们至少能为人们提供心理上的救赎。”
Marty的文明改造部署
当1874年成立的“天主教印第安传教局”因寻觅传教士而找到Marty时，他意识到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终于到来。1876年，仍身为院长的他决定离开St. Meinrad僧院，并献身于向居住在立石印第安保留地的苏族人传教的使命。
Marty虽然经常反对对原住民采取暴力政策，也明白正是美国的政策让他遇到的苏族人成了“懒人、闲人和乞丐”。但他同样认为原住民的文化落后、基本不值得保护。因此他计划首先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以便原住民适应欧洲的农耕方式。
但他很早就意识到应该将自己的工作聚焦在孩子身上：与成人相比，他们更容易被文明改造。为此，孩子们必须与其父母分开，因为Marty认为，如果“孩子们被允许定期回到他们未开化、充满道德败坏的家庭环境中”，那么对孩子的教育将一无所获。
因此他的目标是，在孩子们成年之前，他们都必须与其家庭分开生活，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能够建立自己家庭的好天主教徒。1876年，他与苏族人一起建立了寄宿学校，但这样一来，正如Menrath贴切的描写，苏族人实则“在为埋葬自己的文化自掘坟墓”。
许多家长自愿将他们的孩子托付给Marty及其助手-这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想避免自己的孩子被带去保留地另一边的军队寄宿学校，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的生还几率极低。
在Marty之前，美国政府就将原住民儿童成批运往保留地另一边的寄宿学校。作为“和平政策”必不可少的一环，原住民儿童原有的文化必须在这所军队寄宿学校中得到纠正。许多儿童丧命于此：寝室是细菌与病毒的温床，每所寄宿学校都有自己的墓园-仅在卡莱尔的一所寄宿学校就埋葬了190名儿童。
由Marty带领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内的环境没有过于军事化，孩子们也能讲自己的语言。但这其实并非出于对孩子们自己文化的尊重，而是为了传教的效率：当时的观点认为，母语能更好地向灵魂传达基督福音。但在这里，孩子们同样也是在抵达之后就立刻被剪去长发，传统服饰也由白色长袍代替。
在封闭空间上课对这些孩子来说已经算得上是极端的转变了。Manuel Menrath强调，这些孩子来自一个以自然循坏，以及太阳与星辰的运动轨迹作为方位参照点的世界，现在却被带入了一个被矩形主导的环境：“矩形的书桌、床、门，森林被带有矩形花圃、井然有序的花园取代 – 光是这一点，对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暴力了。”
体罚与羞辱
天主教寄宿学校对待孩子们的方式，类似于20世纪前欧洲机构对唯一正确途径的认识，即Menrath所说的：“所有与市民社会概念相悖的，都必须被纠正。”寄宿学校内盛行天主教的教育方法-严格的戒律是家常便饭，孩子们被关禁闭、被殴打、被羞辱。
“在基督教学校中这些都是正当行为，因为人们认为，在今世受罚的人已经在为来世忏悔。对身体的惩罚是为了灵魂在炼狱少受折磨。”除了劳作与惩罚外，天主教学校内还要求祈祷：由政府规定的学校课程中包括弥撒，因此每天的日程很早就开始了。
“毁灭印第安人，救赎人类”是“和平政策”的新口号-但现实中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疾病对天主教寄宿学校来说是个问题，经常有儿童因病死亡。1890年发生在罗斯巴德(Rosebud)印第安保留地的一起荒诞事件表明，重点不是救人，而是灵魂。
一名印第安父亲因自己儿子的死讯冲入圣弗朗西斯传教寄宿学校，他欲将儿子的尸体带回家，以传统方式安葬-但对修会修女来说，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处理方式，因为如此一来，孩子的天主教灵魂将不复存在。这名父亲随即被捕，而死去孩子的尸体被没收，并最终以天主教的方式下葬。
当Marty于1896年逝世时，已有超过6000名苏族人皈依了天主教，他因此也是美国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但这项文明改造政策成功了吗？Manuel Menrath对此表示怀疑：“如今，达科他州的大部分人当然是天主教徒，也就是被‘文明改造了’。但不同部落的孩子们在政府学校的共同经历，也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泛印第安运动。”
“读写能力让他们能巩固自己的文化，将保留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尽管许多人遭遇了苦难，甚至失去了生命：但以消除印第安人身上的原住民文化–语言、精神世界、羽毛饰品以及神圣的烟斗–为目标的种族文化灭绝失败了。”
Manuel Menrath有关Martin Marty生平的传记《向酋长坐牛传教。天主教苏族人的历史》(Mission Sitting Bull. Die Geschichte der katholischen Sioux)于2016年出版。
2020年，他以《极光之下：加拿大印第安人口述史》(Unter dem Nordlicht: Indianer aus Kanada erzählen von ihrem Land)为名出版了另一本以历史亲历者的证言为主、有关北美洲原住民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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