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其实并不特殊
胡戈・罗彻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瑞士作家之一，他表示，瑞士如死守原有的联邦制，可能会造成发展的瓶颈。他倡导一种新的、甚至超越瑞士国界的联邦制。
在瑞士全国联邦制研讨会上，swissinfo采访了这位78岁高龄的瑞士作家，听他畅谈了对瑞士政治、社会及其关系的分析。
与Max Frisch和Friedrich Dürrenmatt一样，胡戈・罗彻尔(Hugo Loetscher)对瑞士总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与Dürrenmatt不同，胡戈从未把瑞士形容成一个“监狱”。
swissinfo：您做过很多旅行，但从没抱怨过瑞士太小。是不是远距离地看瑞士，就觉得瑞士比较大了？
H.L.：我想，如果人了解了国外的话，就会和自己的祖国产生一种新的关系。他会具有双重的视点：一方面，他会更有批判性；另一方面，他会发现以前从未见过的“特点”。
与此同时，他会察觉，很多被认为是典型的瑞士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只发生在瑞士，它只不过是一般的变体。
比如在开罗，我曾在讲座中谈到瑞士的语言现状，标准德语和瑞士口语的关系。一位埃及的作者对我说，他们在埃及也有完全一样的问题，他们以标准阿拉伯语作为书写语言，却说埃及方言。
在国外，人并不会遗忘瑞士的问题，却可以为老问题找到一种新的联系。在这种新的联系中，祖国的“病痛”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样子。
swissinfo：可以想象，瑞士这么小的国家，应该用中央制进行治理。为什么瑞士会以如此强大的联邦制联系在一起呢？
H.L.：这首先基于历史原因。瑞士是由一个个的自治政府组织起来，形成国家联盟，然后形成联邦国家的。但将不同的语言文化联合在一起，还是比较近代的事。当初在Rütli组成老三州时，并无人说列托罗曼语；说法语的人也并未包括其中。只有用联邦的形式，才能将文化的多样性完整地保留下来。
很多制度，当初曾是联邦制的基石，现在则已过时。比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有20多种教育体制，如今自然不再适用。仅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过多的教育制度就已成问题。
这些都可能制约瑞士的发展，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联邦制，一种在欧洲范围内的联邦制，甚至可能是超越欧洲的联邦制。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国家中做出一些让步，而不应该到了最后一步还死守着“联邦制”不放。
swissinfo：瑞士和欧洲关系密切，却只和欧盟签署了双边协议，与以前一样，没有成为欧盟一员。这会妨碍瑞士的发展么？
H.L.：对我和我这代人来说，欧洲整体化已经不是新话题。对我们来说，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是，绝对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我个人认为，瑞士应该加入欧盟；如果一直游离于欧盟之外，是不幸的。对瑞士人来说，我已经是一个欧洲人了。瑞士的整个文化已经超越了国家，从日内瓦到法国、从贝林佐纳到米兰，抑或从苏黎世到柏林。
对我来说，破除中央-边缘分界的旧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以前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边缘，很远，但就在不久前，欧洲新的轮值主席在那里就任了。
这是要在头脑中形成全球化思维的重要转念过程-对全球来说，每一点都是中心。
面对文化的碰撞，比如说与伊斯兰教，关心、了解其他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懂得：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也是在重组自己的形象。
在基督教城市苏黎世，曾有一个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曾禁止天主教建尖顶和敲钟。但这之后，基督教教堂甚至为天主教徒敲响了钟声。
或许这也可以解决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问题。在瑞士，人们允许建清真寺却不允许召集伊斯兰作礼拜-或许以后也会有大教堂的牧师来负责这个工作呢。(笑)
swissinfo：瑞士在欧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H.L.：有人说，瑞士可以用它的联邦历史，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对此我有一个极端点儿的问题：如果格劳宾登人是黑人，而提契诺州人信奉伊斯兰教，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瑞士还能这么容易地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么？
瑞士联邦的建立，是因为先天的前提条件比较好。初建时，各邦的人群基本相似。目前我们已经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很多人带着不同的出身和信仰来到了瑞士。在瑞士，现在有更多的人说阿尔巴尼亚语或葡萄牙语，而不是列托罗曼语。
我对欧洲的设想是：一个国家应该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保持该国的特色。
问题是如何在“自我”和“更新”中找到平衡。在这点上，瑞士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
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游荡着瑞士的“农民意识”。我们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但在我们的人格中，海蒂和高山还占据着一席之地。而只有在时装街上，瑞士才把高山“藏在心里”。
swissinfo：瑞士认为自己很特殊，您觉得呢？
H.L.：所有的国家都很特殊。瑞士人这么认为，有它的历史原因：在二战中，我们很幸运，可以“特殊”。我们位于战争的中心，却能保持中立。
而除此之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
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到，瑞士很特殊。这位典型的瑞士人有这种感觉：我们是被(这世界)选中的。
此后当我们察觉到，我们并不是最好的的时候；突然又意味着，我们成了最差的。这倒是一种“特殊情况”。
真正具有颠覆性及挑衅性的话是这句：我们可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属于平均水平。对很多瑞士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堪忍受的：我们竟然和其他人一样！
swissinfo-Interview：Corinne Buchser，Susanne Schanda
胡戈・罗彻尔(Hugo Lötscher)，1929年12月22日生于苏黎世，是当今最著名的瑞士作家之一。
曾在苏黎世和法国巴黎学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史学和文学。并于1958年至1962年任杂志《du》的文学编辑。并曾任早期《Weltwoche》的副刊编辑和主编(1964年-1969年)。
从1965年起，他开始规律性地访问欧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自1969年起成为自由作家、时事评论员。并在瑞士、美国、德国慕尼黑和葡萄牙波图的大学内任客座教授。
曾获多项文学大奖。1992年获得瑞士席勒基金会席勒大奖。
《Abwässer》，1963
《Die Kranzflechterin》，1964
《Der Immune》，1975
《Herbst in der Grossen Orange》，1982
《Der Waschküchenschlüssel und andere Helvetica》，1983
《Die Augen des Mandarin》，1999
《Es war einmal die Wel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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