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名记-中国的”国际友人”阿鹤腾

彼得·阿鹤腾 本人提供

第一次见到阿鹤腾是在瑞士的中国文学节上，他正在主持著名作家张洁的朗诵会。那正是在09年法兰克福书展之后，从来没有见过西方记者在公开场合这样公开地批评德语媒体针对中国的偏颇报道。

这位瑞士著名的记者于1986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如今24年过去了，他依然生活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在北京向瑞士人报道着“外面的世界”，他是怎么看待中国和故乡瑞士的呢？

2010年年初，瑞士驻亚洲自由通讯员、记者阿鹤腾(Peter Achten)愉快地接受了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的采访。

swissinfo.ch：在张洁的朗诵会上，您曾提到德语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的偏见，是这样吗？

阿鹤腾：我觉得不是偏见，而是对中国缺乏了解。还有就是西方媒体的运行规则，总是报道轰动性的消息，当然非常规的消息更有轰动性。关于中国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人权、西藏、台湾，而缺少背景资料。不过近10年来在经济领域的报道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举个例子，去年年底对刘晓波的报道，西方媒体强调中国对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宣判选在圣诞节期间，这就有点无聊，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圣诞节并不重要，不像在这里。

swissinfo.ch：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可能有些偏颇，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您曾在“网络报道”上提到西方“对中国的畏惧”，这是原因吗？

阿鹤腾：一方面我觉得这是畏惧，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钦佩。很多在瑞士包括在欧洲的人并不理解，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你消我涨的经济，而是一种共赢。

swissinfo.ch：那怎么能让这些人理解这一点呢？

阿鹤腾：那些经济领域的领导者，比如工厂、银行，他们已经懂得了这点。据我所知，瑞士企业，比如瑞士的大银行在中国运行得都不错。但公众舆论则是另一回事。

swissinfo.ch：公众舆论一直都很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作为外国驻华记者，中国的新闻体制是否影响、改变了您的新闻工作？

阿鹤腾：当然，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政权都希望对信息予以控制，但我认为网络令中国共产党对信息的控制变得非常难。当我在聊天室时，会看到不良言论在2-3分钟后便被删除了，但这种信息控制已变得越来越难。而且现代化的国民经济需要自由的信息，比如经济信息、金融信息等等。

我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我曾采访过民工，并被民防人员问过3个小时的话，但后来我解释说中国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对普通人进行采访。这在20年，不，10年前还不行。但可以这么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与中国当局发生过矛盾。我觉得中国的媒体自由已经做出了很大改善。

但对我的年轻中国同行来说，他们的自由还是受到限制的。我真的钦佩他们这种争取媒体自由的意识，这种意识在瑞士已经没有了，我的瑞士同行们因为享有这种自由，就已经忘记了这种自由的可贵。

swissinfo.ch：谈到记者的工作，有些生活在瑞士的中国人对Barbara Lüthi(瑞士电视台驻华记者)并不太喜欢，认为她报道了过多中国的阴暗面，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阿鹤腾：她的报道确实不错，但是，但是她太遵循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了，正面的新闻没什么轰动性，所以她报道的多是一些负面的，这才引人注目。中国当然有很多不好的问题，但应该注意报道的比例，好的消息和可以批评的问题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她可能没有注意这点。

swissinfo.ch：可能正是这样，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并不是特好，为了改善中国形象，您有什么建议吗？

阿鹤腾：我认为中国在瑞士的形象并没有不好。在我接触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对中国都很感兴趣。中国政府已经从去年的西藏问题中学到了很多，维吾尔骚乱时就已经允许外国记者很快进入当地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也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应该开放给外国记者，但目前这点正是中国政府被国际媒体所批评的地方，记者们很难进入西藏地区。除此之外中国应该一如既往地更开放，就像中国正这么做的。对此我很乐观。

swissinfo.ch：您在1986年时首次拜访中国，现在24年过去了，对您来说，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阿鹤腾：中国人的生活更好了，人活得更有尊严了。当然现在也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但人们的生活普遍变好了，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穷人，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中国农民那种生活的勇气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swissinfo.ch：人活得更有尊严，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是吗？

阿鹤腾：我经常这么说(笑)，但是有人并不信。从86年到现在的改变真的是如同黑夜与白昼。中国人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已经大多了，以前作为外国人我不能随便到朋友家里去坐坐，现在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也可以骂骂政府和党了。

对瑞士人来说，人权是不可分割的，要不然你就有，要不然你就没有，非黑即白。但是我经常说，人权是一种发展，有一个灰色的区域。看看美国吧，50年代时，黑人和白人还不能坐在同一间餐厅内，现在美国已经有了黑人总统。

swissinfo.ch：这24年来瑞士的改变也很大吗？瑞士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些什么吗？

阿鹤腾：瑞士的改变也很大，但瑞士人变得很消极，这我不能接受。我听过胡锦涛的新年致辞，也听过多丽丝·洛伊特哈尔德(Doris Leuthard，瑞士2010年总统)的新年致辞，两者同样庄重，但前者很积极，后者有些消极。

瑞士人有些爱抱怨，我觉得他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瑞士的青年真的可以从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当我看到那些中国年轻人是这样通过中考、高考、进入大学、找到工作的，我就很钦佩他们了。

swissinfo.ch：那中国人又能从瑞士人身上学到什么呢？

阿鹤腾：比如说在经济上、在公民享有的自由权上，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厘清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我在这里指的是58-61年的大跃进，有2000-30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66-76年的文革，现在这个国家和国民对此还有排斥，但有一天这些历史还是要说清楚的。

swissinfo.ch：作为居住在国外的瑞士人，您获益于swissinfo.ch吗？

阿鹤腾：当然，我定期会阅读swissinfo.ch，但很遗憾，现在没有广播和网上广播了，但网页也很不错。我的记者生涯实际上是从swissinfo开始的，但当时还是短波。

swissinfo.ch：用中文、日文、阿拉伯文等介绍瑞士意义大吗？

阿鹤腾：我只能从中文的角度来说，我的中国朋友都说这网页很不错。

swissinfo.ch：您愿意被称为“国际友人”还是被称为是“中国通”？

阿鹤腾：“国际友人”，我总是能发现新的东西，怎么能称之为“通”呢。

swissinfo.ch：被称为“国际友人”会不会丧失您的“中立”立场？

阿鹤腾：这并不重要，很多人对我说：“中国政府是不是给你钱呀？”我总是回答：“可惜没有”。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宋婷

彼得·阿鹤腾

彼得·阿鹤腾(Peter Achten)，1939年出生于巴塞尔，现工作生活在北京。

自1967年以来担任记者。职业生涯初始曾担任《国家报》和《巴塞尔新闻》(National-Zeitung和Basler Nachrichten)的地区编辑，之后在马德里担任电台通讯记者。

1974年，他进入瑞士电视台，担任《每日新闻》(Tagesschau)的制片和主持人及主编。

自1986年阿鹤腾曾在北京、河内、香港担任瑞士广播电台(DRS)和其他一些瑞士报纸的远东通讯员。

1990年至1994年，他在华盛顿任DRS的美国通讯员。

从1997年到1999年，他任荣格出版社在越南的首席代表。

从1999年至2008年彼得任DRS和荣格的经济类杂志《中国国际商务》的荣誉总编及总编。

他对1989年春北京天安门事件、2004年班达雅奇海啸、2008年缅甸旋风的广播报道引起轰动，

彼得阿鹤腾如今在北京担任亚洲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