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电影不复存在，瑞士电影导演万岁！
作为瑞士电影的窗口，索洛图恩电影节今年庆祝它的50周岁。1966年的第一届电影节具有标志性意义：诗意却又叛逆的“作者电影”由此诞生。Tanner、Goretta、 Soutter 和Schmid等导演的电影被称作一个个“小奇迹”，它们在全世界广受欢迎，至今依然光彩不减。
1966年是索洛图恩的电影节元年。一个专业电影人团队首次在此相聚，探讨瑞士电影的未来。当时，影院上座率下降，电影界内部吹拂着一股复兴之风。
2015年索洛图恩电影节(德、法)外部链接于1月22-29日举办。
1966年，Stephan Portmann在首届索洛图恩电影节上说过：“所谓的瑞士电影危机并非物质上的危机，而是诚实度、视角、勇气和责任感的危机… 我不再相信所谓的‘瑞士电影’，但对‘瑞士人的电影’坚信不疑。”
教授兼导演的Portmann(1933-2003)在1967至1986近20年间出任电影节主席。
(来源：Thomas Schärer， «Gotthelf和Godard之间» (Zwischen Gotthelf und Godard), Limmat出版社， 2014年)
在此之前的几年间，新一代电影人就开始在瑞士崭露头角：他们绝不墨守成规、富于叛逆精神，并且热衷政治。在其他欧洲国家“作家电影”潮的启发之下，瑞士导演放弃了瑞士明信片式的风光，在他们的电影里不再有爱蒙塔尔的风景，也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的悲喜，尽管这些瑞士形象早在50年代就以通过Franz Schnyder和Kurt Früh的电影深入人心。而新一代导演想要展示的是真实的生活，下工厂、进学校、拜访移民、走进边缘人的世界。16毫米胶片的出现带给电影全新的自由空间。
变革的浪潮掀起于1964年，以Henri Brandt导演的短片系列《瑞士质疑》(La Suisse s’interroge，法)外部链接和Alain Tanner拍摄的纪录片《学徒工》(Les apprentis，多语)外部链接 为标志，后者还曾在当年的国家博览会外部链接上播映。同年，Alexander J. Seiler导演的电影《我们意大利人》(Siamo Italiani，多语)外部链接更是首次将外国人形象搬上了大屏幕。
随后，电影爱好者们聚首索洛图恩，而这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正是电影节的雏形。直到80年代，Tanner外部链接、 Goretta外部链接、 Soutter外部链接、 Dindo外部链接、 Schmid外部链接和Murer等瑞士导演均为欧洲内外所关注，外国媒体纷纷用“瑞士的小奇迹”来形容他们所开启的黄金时代。
瑞士新浪潮
1969年，法瑞导演Alain Tanner和来自提契诺州的摄像师Renato Berta合作拍摄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片《生死查尔斯》(Charles mort ou vif)，这部电影在国外声名鹊起，令在此之前并不为人知的瑞士电影走出国门。电影从68年革命的精神出发，讲述了一位公司老板为了重获自由而放弃有产阶级舒适生活的故事。该影片获得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在瑞士找到了第一位传承人。
从一开始，法语区制作的故事片就颇引人注目。对此，公共电视的先锋作用功不可没：由Alain Tanner、Claude Goretta、Michel Soutter、Jean-Jacques Lagrange和Jean-Louis Roy等电影天才组成的“第五小组”(groupe 5)的头几部影片都是由电视台投资拍摄的。瑞士联邦文化部电影司外部链接司长、原索洛图恩电影节主席Ivo Kummer回忆道：“当时， 瑞士没有自己的电影学校，电影导演们经常是自学成才，或者学成于国外。电视台对他们来说是基本的实习场所，是年轻法瑞导演的事业跳板。”
成功的电影一部接着一部。1971年，Alain Tanner的电影《火蜥蜴》(La Salamandre)在瑞士创下了14.5万的票房记录，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票房也超过200万。几年之后，Claude Goretta导演的影片《编织的女孩》(又译作《花边女工》，La Dentellière)仅在巴黎就获得50万人次的票房。
瑞士法语区电影在国外的成功也引起德语区的热烈反响。不过，更为德瑞地区观众所欢迎的还是政治纪录片，尽管这类电影形式最初在法瑞以外地区的观众寥寥无几。相反，故事片在德瑞却迟迟得不到关注，电影界和德瑞公共电视的复杂关系是原因之一。“一方面，年轻导演把电视台的同事视为叛徒，而电视工作者也认为年轻导演们过于任性，而他们电影的试验性太强，不适合普通观众，”Thomas Schärer解释道。这位作者曾出版一部书作(德)外部链接，书中编汇了大量瑞士新电影的历史信息和轶事。
团结就是力量
60、70年代，尽管存在语言、文化上的障碍，瑞士法、德地区的年轻人之间交流活跃，尤其是有关政治的话题。制作自由的独立电影很难：没有现成的构架、极缺资金、导演常常要自己承担推广发行的工作-在俱乐部、学校或各种协会间奔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年轻导演们很快就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靠着地理位置上的便利，索洛图恩迅速成为电影人聚会研讨之宝地。Thomas Schärer说：“当时，从苏黎世到日内瓦需要好几个小时，路费也很高，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索洛图恩正好成全了法瑞、德瑞电影界之间的交流，现今大部分的电影机构就是那个时候在索洛图恩建立的，比如各个协会以及《影讯公告》(Ciné-Bulletin)杂志。”
从第一届电影节开始，公共机构对电影的支持就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投资那部影片？谁来决定？基于何种标准？瑞士很想开发自己的新电影，但是导演也不能不顾及当时社会保守的意识形态、教廷的影响以及冷战的政治背景。
Thomas Schärer介绍说：“那些年制作的纪录片经常会让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震动，它们总会激起强烈的抗议和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些电影的政治影响力高于如今的电影。”比如，1976年在索洛图恩公映的Richard Dindo的影片《叛国者恩斯特·S的死刑》(L’exécution du traître à la patrie Ernst S.)。该片首次以批判的视角剖析了瑞士在二战中颇受争议的角色。联邦委员会(国家最高行政单位)观览影片后，指责导演有“混淆视听”之嫌，并拒付原先承诺的优秀片奖金。90年代，同一话题又引热议：Bergier报告(1996年，联邦委员会委托Bergier委员会，专门调查二战中死亡的犹太人在瑞士银行存款的去向)公布后，瑞士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同德国纳粹的关系上存在过失。
那些年留下了什么？
虽然已度过半个世纪的岁月，今天的索洛图恩电影节依然光彩依旧，每年吸引着5万名观众。不过该电影节不再是电影讨论的平台。
Thomas Schärer说：“现在的导演更加注重个人主义，电影界的构架已经存在，如果想要讨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skype或者其他电影节等媒介。瑞士的导演们不再觉得自己属于某种革新运动，处于某个变革的时代。与此同时，‘瑞士标签’已经不存在了：当今的电影每部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就算走红国外，也不再会统统被认为是‘瑞士的奇迹’。”
那当年的电影是否还被视为典范？洛桑州立艺术学校电影系外部链接系主任、瑞士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Lionel Baier外部链接回答说：“我注意到，60、70年代的导演又开始在现在的学生中流行起来，他们对16毫米摄影机的兴趣很浓，对当年融合了政治和诗意的电影很热衷。”
但当前的社会早已不同于从前，世界不再被东、西方一分为二。Ivo Kummer强调道：“对于电影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不再注重塑造好人与坏人，而是寻求展示一个问题的多面性。瑞士电影不再是手枪，它变成熟了。”
但是，瑞士新电影还有一个没有完全告捷的战役，那就是：大胆的自由。“再次观看那个时期的电影时，我意识到当时的导演拥有更大的言语自由，他们更少受制于‘政治正确’的束缚，”Lionel Baier肯定道：“现在虽然没有了国家的审查，但是禁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这比审查更严重、更危险。”
(翻译：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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