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学习汉语的日子

此内容发布于 2017年04月09日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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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安

1983年9月，我通过当时就读的苏黎世大学的一个中瑞学生交流项目，来到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汉语学习。我先是坐飞机到了香港，然后再坐火车到武汉，最后坐轮船沿着长江航行。在一辆时速仅为40公里，且到处挤满了人、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慢车的硬座上度过了漫长的时间后，江上的清新凉爽的空气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在火车和轮船上，不论是其他旅客还是工作人员都对我们十分亲切和关心，而且特别好奇，因为那个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不常见。

阿里安(Ariane THAON DE SAINT ANDRÉ)

1955年出生，1983年9月至-1984年12月在复旦大学留学，现已退休。

复旦大学当时有6500名学生，其中有150名外国学生，且都选择了人文方向的专业。工程和医学专业的外国学生被分到了其他学校。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有两家专售中国和西方文学书籍的书店、一个邮局、一个银行、几家食品杂货店、一个菜场、一个理发店、一家医院、一个游泳池和一些健身设施。这里就是一个封闭的小村庄，所有进来的人都被要求检查身份。

我为这次中国之行一共准备了5000瑞士法郎。我的住宿费合每个月90瑞郎，而大多数外国留学生都和一名中国学生共住一间宿舍，后者的宿舍月租金是45瑞郎。中国同学不止是充当我们的室友，他们还要负责监督汇报我们的情况。另外，我们的信件都是被拆开审查的，信里提到的、随信附着的一些资料文件也不见了。

我们进校的时候，学校给我们发了床单被罩，以及食堂吃饭要用的搪瓷饭盒和筷子。到学校的第二天，一个美国学生就领我去友谊商店买了一辆坚固耐用的凤凰牌自行车，当天晚上我们就骑着车回到了学校。在那个年代，马路上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骑车的人数量众多，一群接着一群，以至于几辆卡车甚至不敢超过我们！我们和行人一起占据了行车道，行人有单个的也有一块儿走的，有推着小童车的母亲，也有走路不稳的老太太。那人行道做什么用了呢？在炎热的天气里，一到晚上人行道就不再用于通行了，而成了市民纳凉的好去处。人行道中央摆上了各式各样的凳子、扶手椅和藤条做的长椅。许多人把床也搬了出来，准备露天睡觉，大家隔着床互相聊天，就好像是躺在医院里的一间巨大的病房里。

1983年中国兴起过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所有被禁止的都被看作是“黄色的”，比如当时西方正流行的一些读物和音乐，当然了，还包括“迪斯科”。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们被告诫说，如果他们和“颓废堕落”的西方学生有什么接触，就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当我们穿过校园去上课时，路上的中国学生都会选择忽视我们。

那时的政治氛围显然非常浓厚，以至于我们感到自己不受待见，被看成是会带坏中国未来精英的“潜在有害”因子。我们来自一个有时外国人会受到歧视的国家，现在轮到自己成为一个在中国受到歧视的外国人，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们的生活条件和设施比中国学生要舒适，他们住的是6人一间的宿舍，洗的是冷水澡，冬天也没有暖气。不过我们享受的优待条件，作为必要的措施，同时也提供给其他一些情况特殊的学生，就像给予我们这些“被宠坏的、萎靡不振”的外国学生一样。

另一方面，复旦大学也组织社交活动，以便我们认识一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的模范大学生。另外，这些中国学生不能接触非知识分子的年轻人群体，他们被反复灌输自己属于一个优等群体，应该待在自己的圈子内。可是，与这些已经被教育成型的好学生的交流总是极其无趣的，我们倒是更愿意和街上随意结识的年轻人说话！他们没有权利到学校里来，我们就和他们在外国租界时代建起来的一家咖啡屋里见面。这些年轻人找我们基本上是为了练习英语或法语，平时他们会跟着收音机学习外语。

我在复旦大学的第一年学习的是现代汉语，到了1984年又学习了文学和历史，不过学得都非常粗浅，因为我同时还在一家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德国公司工作。由于家庭原因，我没能完成第二年的学业，于1984年12月底回到了瑞士。从1985年开始，我继续在日内瓦大学攻读汉学专业，并最终在那儿获得了汉学、日本学和艺术史的学士文凭。

之后，我本想再继续攻读古汉语专业的深入研究文凭和博士文凭，因为我对古代中国尤其感兴趣。但那时我已经快40岁了，读完之后再找工作可就太晚了，所以就放弃了。在一段丰富曲折，且所学到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几乎没派上什么用场的职场生涯后，我现在已经提前退休，并且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些值得去倾注精力的志愿工作当中。

如果不是出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我还有好多有趣的故事、美好的邂逅和经历要讲述。在这篇关于我的中国之旅的文章结尾，我要说的是，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国朋友，直到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有来往。我还想说，中国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我心灵的故乡！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