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著名作家托马斯·赫利曼访谈录

瑞士著名作家托马斯·赫利曼崛起于1981年，他一出道就以老辣的文字、深厚的哲思赢得了“最具天份、最全才和最有前途的瑞士作家”的盛誉。

此内容发布于 2011年04月02日 -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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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记者阎寒, 瑞士资讯swissinfo.ch

赫利曼出身于笃信天主教的政治望族。父亲汉斯·赫利曼在1974-1982年间任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委员，并在1979年出任瑞士总统。母亲玛丽·特雷斯·杜福特的家族是圣加仑基督教民族党的创建者。

托马斯·赫利曼(Thomas Hürlimann)非同寻常的家世使他深谙政治游戏的内幕，作为政坛的知内幕者，他撰写了伟大的政治小说如《大猫》和剧作《大使》。

在占暖还寒的季节，笔者和赫利曼先生相约于黄昏的巴塞尔。

swissinfo.ch: 听说您的长篇小说《40枝玫瑰》正在被译成中文。可不可以谈谈具体的情况？

赫利曼: 2011年1月底，我在苏黎世附近的罗伦译者之家(Übersetzerhaus Looren)参加了由柏林文学研究会(Literarisches Colloquium Berlin)和罗伦译者之家共同主办的工作室。

我同来自中国的翻译家范捷平先生、陈巍先生及陈壮鹰先生见面并共同探讨了中德文本翻译中遇到的具体难题。根据我的译者范捷平先生的建议，我对原文的各别字眼还进行了调整。

《40枝玫瑰》的中文版预计于2012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问世，届时我会应邀访问中国，并在3所大学介绍该书。这将是我第一次去中国。　

swissinfo.ch: 今年是文学大师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诞辰100周年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诞辰90周年纪念。您是否得以结识两位同乡前辈？

赫利曼: 我和迪伦马特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苏黎世剧院一次首映式后，我向迪伦马特问好。他说，赫利曼先生，您是学哲学的，您知道康德哲学中最要紧的是什么？随后他就康德发表了一段长篇独白，之后向我道晚安，扬长而去。

迪伦马特很少对话，他喜欢独白。他的《老妇还乡》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剧作，迪伦马特是不朽的剧作家。

与他相比，弗里施的创作在我看来更丰富些，有剧作、小说、日记、笔记等。一次在我的剧作首映前，弗里施给我的导演Achim Benning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里，他预祝我们演出成功，并表示很欣赏我的《花园小屋》。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弗里施的朋友，他继承了弗里施在纽约的图书馆，并带我参观了这座图书馆。在弗里施的书架上我发现了自己的小说集《提诺切女人》。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奇妙的感受，从前我读他的书，现在他读我的书。弗里施在《提诺切女人》上还做了详细的笔记，我每每翻看弗里施的笔记，心里想他说得不错，这个词累赘了，应该删掉。

弗里施和迪伦马特两人都属于我生命的书架，在我的书架上，弗里施的地位要略高于迪伦马特。

swissinfo.ch：您在剧本《祖父和兄弟》的人物表上为什么要列上您家人的名字？您这样做家人有没有不满？

赫利曼: 在这部剧中我要暴露瑞士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复杂的纠葛，拷问幸免战火的瑞士是否无罪。这段历史是瑞士全民族的历史，也是每个瑞士家庭的历史，每个瑞士人的历史。

在全剧的最后一幕，连作为婴儿的剧作家“我“也要出场。演员表上写着“我的祖父，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就是说，瑞士的每家每人必须直面这段历史。我的父母都是公众人物，他们并没有介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

swissinfo.ch: 您的剧作《大使》彻底摧毁了瑞士中立的神话，主人公的一句话“是我让希特勒明白了不能攻打自家银行的道理”实在是振聋发聩。一些“爱国者”骂您自报家丑，给瑞士抹黑。对此您采取怎样的态度？

赫利曼: 这些人思想比较简单，只是骂骂而已，并不能对我构成危险。

当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纳粹黄金案在国际社会深陷丑闻时，这些人突然想到了我。原来在美国人之前就有瑞士人批判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于是我成了英雄。

9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我当时住在森林边上的一个小屋里，当时正有一个朋友在我家里做客。朋友说，全瑞士都应该讨论《大使》这部剧作。我说，不，人们对此不感兴趣。正说着就有４个上了些年纪的男子举着远足时用的手杖在我房前示威，并大喊“自报家丑，什么破戏！” 朋友大惊，“有人威胁你。”我哈哈大笑说，知道你在，他们才来。

这的确是我唯一一次遇到的直接抗议。我写作不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至于争议或谩骂，就好比玻璃杯里的涟漪，不能兴风作浪，总会慢慢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