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厕所：蔡明亮的电影艺术
台湾电影导演蔡明亮刚在今年的洛迦诺电影节上获颁特别贡献奖。他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谈起了自己在马来西亚度过的童年，以及他为模糊博物馆与电影院之间的界限而做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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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登上洛迦诺观景酒店(Hotel Belvedere Locarno)去赴与蔡明亮的短暂约会。酒店位于一座草坪整齐、棕榈成荫的小山上，酒店内，这位马来西亚裔台湾导演捧着一壶茶，满不在乎地倚在靠椅上。
65岁的蔡明亮有着泰然自若而冷静的举止和刺透灵魂的目光，他的风度让人感到超然不凡而又平易近人。他也许算得上“缓慢电影”(slow cinema)最知名也最受人喜爱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则通过对忍耐和停止的奇特运用，表达出情欲、孤独、受挫的欲望、古怪、劳动的朝不保夕，以及衰老等。
蔡明亮往来于剧院、电影院与画廊之间，流畅且深刻地诠释着这些表达。在今年洛迦诺电影节期间举办了由凯文·B·李(Kevin B. Lee)策展的蔡明亮展览《移动的肖像》(Moving Portraits)，他的动态影像作品在一处地穴放映-要带给观众感官上的反转。
蔡导演向瑞士资讯讲述了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厕所与桑拿浴室、他自己的电影教育和他作品的一些镜头，就像地穴中闪烁摇曳的影像，不断在人们的脑海中闪光。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您年轻时就离开马来西亚远赴台湾，这是为什么？就电影而言，您有怎样的成长经历？
蔡明亮：我在马来西亚的古晋度过童年，那是座非常小的城市。当时我跟外公外婆一起住，他们都喜欢看电影。那是上世纪60年代，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是电影的黄金时代。
人们能有的唯一娱乐也就是电影。我觉得也可以说这是全球化的首个迹象，因为60年代里世界各地都有大电影院，即使是马来西亚古晋这样的小地方也不例外。我对电影的爱就是这么开始的。
高中毕业后，我不想继续念书再上大学。我想过留在古晋工作，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去了台湾。那是我也决定去台湾的原因。到台湾后我念了大学，学了戏剧。是的，我不是在电影系读的书，而是在戏剧系读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发生了民主化：军事管制不复存在。于是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录像带这类新事物也进入台湾。我可以看到那么多电影，特别是欧洲电影，包括来自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来自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德国电影，以及其他艺术片，等等。
您对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与艺术分歧有什么看法？两者间可有任何桥梁，还是两边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各行其道？
坦白地说，我没有看法(笑)。我经常在想，为什么都已经是21世纪，有了如此发达的科技，还有人那么关心国家和国家主义。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的受教育水平都非常高了，却变得那么狭隘。因为他们想成为世界第一，要主宰一切。我真不明白他们，我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小时候走在马来西亚的街上，能听到伊斯兰教诵经，而我们自己是佛教徒。有次我和外婆经过一座印度教寺庙，外婆要我对着印度寺庙鞠躬。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台湾，因为我喜欢他们的价值观体系。
您能否谈谈您的作品从电影到画廊到博物馆空间的过渡？
2003年拍完《不散》后，一些画廊开始找我为他们拍作品。后来到2007年，我以一件装置作品代表台湾参展威尼斯双年展，此后我就有了很多博物馆的项目，我的影片也变得更带博物馆的感觉。
但我依然喜欢在电影院里发行这些作品，好让台湾观众知道和了解，电影艺术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模糊博物馆与电影院之间的界限。我们所熟知的电影院包容性不是非常强，所以我们应当拓宽电影艺术的可能性。我很愿意继续在电影院展示我的作品，因为那是个更有益的空间。
这些年来，观众对你电影作品的反应是否有些让你感到惊讶？
拍过《洞》(1998年)之后，我开始揉合我小时候喜欢的电影类型，比如音乐剧。像《天边一朵云》(2005年)吧，它可以说是一种音乐剧，但是种非常奇怪的音乐剧。可它还是一部默片和色情片。所以观众常常有这种反应：为什么我开始拍音乐剧了？因为我的电影按说该是非常清冷和安静的，但音乐剧却显喧闹。而这其实来自我的日常生活，因为我喜欢那些出自音乐剧的老歌。
我们来谈谈厕所吧。您的电影描绘的常是些无法与他人沟通的孤独之人。而电影院成了给他们提供沟通可能性的场所。可电影院是种奇怪的公共空间：人们相聚影院并非为了彼此沟通，而是为了一起与屏幕上的形象沟通。在您的几部电影(《不散》、《你那边几点》)里，电影院厕所成了这些孤单之人彼此连接的空间。
我的电影里有许多元素，其中一些就是空间。所有这些元素都来自日常生活，但却不都会经常被电影制作者使用。而我喜欢这些空间，是因为人们在里面生活：卧室、厕所、起居室，或者桑拿浴室这种更为私密的空间。如今桑拿浴室或同性恋桑拿浴室越来越少了。现在有了互联网，同性恋人士通过网络结识，不必再去桑拿浴室了。在我看来，每个人去这些空间是要试着找到一种归属感。
拍了30多年电影，接受采访是不是变成了不断重复？您被问到的大多数问题您是不是都已经有了答案，还是依然会有让您惊讶、让您思考的问题？
我1992年拍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片。拍完第五部以后，我已经(对采访)感到厌烦了(笑)。不过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在2003年，当《不散》在威尼斯参赛时，几乎每一位欧洲和西方导演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电影艺术是什么？”那个问题确实使我觉醒。
那么电影艺术是什么？
我当时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耍了个心眼反问他们：电影艺术是什么？一位法国女记者就说：“过去十年我看过很多电影。我随着这些电影哭过笑过，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以为看电影就像读一本书，但却有个人总在替我翻页。可是看您的电影，没人会替我翻页。”于是我说，谢谢您。
Arta Barzanji是位现居伦敦的伊朗导演、影评人与讲演人。他目前的项目是名为《未完待续：卡姆兰·希德尔》(Unfinished: Kamran Shirdel)的纪录长片。Arta用英语和波斯文为Photogėnie、Film Matters、FilmKhaneh等出版物撰写影评文章与翻译作品。
Minh Nguyen是位现居纽约市的作家、编辑和展览与节目组织人。
(编辑：Eduardo Simanto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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