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性”人群对社会地位的诉求

Thomas Kern / swissinfo.ch

生而非男非女，很难；而在懵懂无知时就被别人硬加上一个性别，会让人感到难上加难。正因如此，双性人联合起来反对过早的变性手术及荷尔蒙治疗。

为了保护这些儿童的权益，瑞士相关部门开始了跨学科的全国大讨论。

Karin Plattner讲述了13年前，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痛苦经历：“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助产士没法儿告诉你孩子是男是女，你就没法儿给孩子起名字，没法儿向亲朋报喜，没法儿报户口：孩子拥有男孩儿的XY染色体，长着成形的阴茎，但同时却也长有子宫和阴蒂。”

两性畸形、假两性畸形、外生殖器模棱两可、雌雄同体、性发育障碍、性发育变异等等…这些词汇都是用来描述先天性别异常状况的。据北美中性人协会(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透露，该状况在每1000名新生儿中至少有一例。

性别-社会概念

性别的模棱两可对双性儿童的健康其实并无损害，但在1950至1990年间，为了将这些孩子归入“非男即女”的二元户籍体系，通常的做法是在幼童期就进行性别选择手术及荷尔蒙治疗。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手术其实是给孩子赋予了一个社会性别。

Meyrat 医生解释说：“以前，人们认为，为了让孩子融入社会，为了减轻家长的痛苦，进行早期的医疗干预是必要的。但后来的研究显示，这类外科手术的结果很复杂、不尽人意。”

  

手术造成的身体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当人为选择的性别同儿童心理性别不符的时候，当事人必然要受到伤害。当年，Karin Plattner拒绝医生对她的婴儿实施性别选择手术。她把孩子当作女孩儿抚养-直到他/她能够自己决定性别-也许是在6岁，也许最晚要等到青春期。

  

Daniela Truffer是“两性间”协会的创始者之一。她在3个月时接受了性别手术，成为女孩儿-当时的手术经常是趋向于选择女性性别，人们认为这样风险较小。这位47岁的苏黎世人抗议道：“我可以说是被阉割的，一个惩罚割礼行为的国家也不应该再容忍那些纯‘美容’性质的手术。”她一直在为身体的尊严抗争着。

  

几年来，包括Blaise Meyrat在内的一些医生开始认为，要不是必须，不该立即手术。“我们应该搞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儿童的生理还是心理的健康。当然，我了解家长的压力，但给婴儿实施手术也是压力重重的，更何况，这需要多次手术。”

  

Meyrat医生说，他现在仍然为尿道下裂(尿道开口达不到正常位置的一种阴茎和尿道的畸形)的幼儿进行手术。“尽管双性人群也反对这种手术，但鉴于儿童会因此而排尿困难，这个手术迟早是要做的。如果是这样，婴儿伤口的愈合要比青少年快很多。”

双性现象

双性是指由于性发育的变异，导致单纯从生理角度无法判断一个人性别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胚胎发育期，决定性别的生理因素(染色体、激素和器官)没有出现清晰的男女之分。

每1000人中有一人需要接受治疗，使其性征“正常化”。不同信息来源提供的数字也有不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双性人都未在相关机构登记在册。

(来源：北美中性人协会)

沃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小儿外科专家Blaise Meyrat归纳说：“这意味着，从一个新生儿或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无法直接判断其性别，或者指定的性别同其体内外性器官不吻合。这是一种介乎于两者间的状态，既不属于一方，也不属于另一方，但是这类人之间也有着很宽泛的个体发育区别。”

约翰/琼的个案

1965年，8个月的约翰由于割礼失败而被实施阴茎切除，他也因此和双胞胎兄弟一起成为医学研究对象。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双性儿童诊所的心理学家John Money说服了家长，给儿子注射雌性激素，并将其作为女儿抚养。

很多年里，这一尝试取得了成功。人们以此个例证明：男孩儿或女孩儿并非生来既定，而是通过后天教育形成的。

但“琼”并不觉得自己是女孩，15岁时，为了变回成约翰，他开始接受荷尔蒙治疗，以扭转内分泌，并接受了切除乳房和修复阴茎的手术。

但最终，约翰/琼还是在38岁时自杀了。这一悲剧过后，医学界在治疗双性人的观点上产生了深刻的裂痕。

2005年的芝加哥大会上，50位西方内分泌专家关于新治疗途径达成共识，即多学科及社会心理学综合疗法。

欧盟正在对此进行研究。德国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公布了类似于瑞士的建议方案，其中甚至提到了患者补偿金的事宜。而奥地利的步伐走得更远，那里的司法体系甚至承认第三性的存在。

一种人权

继议会质询之后，政府组建了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去年秋天，该委员会出台的一系列建议开启了一轮新讨论：“无论从伦理或司法角度来考虑，在当事儿童可以表达自己之前，如果不是医疗原因紧急需要进行选择性别手术，任何抉择儿童性别的决定都不可操之过急。”

  

瑞士医学科学院和儿科医生协会主席Christian Kind对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大多数建议表示认同。他认为，在工业国家里，对性发育障碍人群的医治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伦理委员会的建议正呼应了这个趋势。但就此问题，科学院没有表示官方立场，它还要参考国际医学界的信号。

伯尔尼大学性别问题跨学科研究小组的副组长Judith Wyttenbach也为这场国家层面的大讨论感到欢欣，因为此前，该问题的讨论一直局限在医学界。这位公共权力专家表示：“人权问题高于一切。以性别为出发点，我们的公共体系很不灵活，没有给那些非男非女的人们留有任何空间。”

那么，有无必要像澳大利亚那样，设置一个“第三性”呢？瑞士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倾向于另一种处理途径：简化户籍性别更改的繁琐行政手续。

而为了结束男女两性“垄断”的二元户籍制度，Judith Wyttenbach还是希望至少存在“不确定性别”的可能。她说：“对待双性，要权衡到家长及孩子的各方的利益。儿童对自己的身体有优先决定权，如果说家长有权替子女做决定的话，也必须坚持从孩子的短、长期利益出发。”

国家伦理委员会出台的建议让Meyrat医生很是惊喜。但他认为，因为“扭转乾坤”还需要时日，所以呼吁建立限制性的法规是必要的。“因为医学界缺乏明确的伦理准则而在立法上下功夫，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虽然有些遗憾，但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Judith Butler，性别问题研究学者

在性别用语上挑战语言的规范力量，要先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意识到语言概念上的缺漏。

现象的通俗化

就目前而言，性教育是冲破社会禁忌的最好工具。“为了孩子和大人们能更好地获取信息、更好地被接受，教科书里应该提及各种双性状态的存在。”

Blaise Meyrat医生表示：“由于饮食和身体护理产品的使用，双性人的出生率越来越高。积极的一面是，随着现象的增多，双重性别也会越来越‘平常化’，越易被接受。”

(译自法文：郭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