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半世纪后，西藏孤儿面对新的世界
1963年，孤儿杰素丹珍随着西藏移民潮来到欧洲。30年后当她在西藏创办第一所孤儿院时，一切又回到原点。不过她注意到，如今面对她故乡的是些完全不同的问题。
“我们开办(孤儿院)的时候，情况对儿童很不妙，”杰素丹珍儿童慈善院的创办人杰素丹珍透露。婚后随瑞籍藏裔丈夫从德国来瑞士生活的她，如今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了瑞士和西藏，她对自己故土的情形了如指掌。
“现在经济状况好多了，可背后的情况却已发生变化，”她表示：“食物、医药、基本经济问题不常有了。如今我们却会遇到更多的心理问题。”
这些及酗酒等其它问题，伴随着西藏迅速发展的经济而深化；因为家庭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所以当小孩父母负担不起时，远亲代为抚养的情况不多了，结果便是儿童首次面对被抛弃的命运。
剧变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比·巴耐特(Robbie Barnett)的说法，人口从村庄流入城镇，是这一社会文化剧变的中心。
“汉人大量为经济注入资金，人们手里的钱比以前大大增加，”他说：“许多(农村)人离开农场去城里赚外快……我的印象是，他们在建筑工地上做些非常简单的苦力活，却同他们的家人分开，而且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家族单位被打破，以前这在西藏还不很多见。”
而且巴耐特补充道，一种新经济围绕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钱滋生起来，经常涉及饮酒、赌博和嫖娼-这一切对不幸卷入的儿童来说都是灾难。
因此，杰素丹珍表示，西藏对她的服务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长，令她花在来瑞士筹集孤儿院赞助与资助人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需要帮助的孩子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在减少，”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感激与幸运
半个世纪前，杰素丹珍自己也是个孤儿，被从数百名西藏孤儿中挑选出来，逃离与中国的冲突来欧洲生活。
此前4年，即1959年，发生了反对汉人的首次大规模武装活动，以14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结束。8万多藏人追随他出国，数千人逃往西方。西藏难民外流一直未曾停止，瑞士拥有着世界第三大海外藏人社区，仅排在印度和美国之后。
杰素丹珍到德国后，住在佩斯特拉齐儿童村的一家寄宿家庭里。这所为儿童及家庭提供的社区就位于德国康斯坦茨附近。
当时给她留下的最深刻记忆，都与被移植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后遭遇的奇事与磨练有关，比如吃太多复活节巧克力以致生病；受邀与慕尼黑市长共进午餐，吃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粗面饭；承受来自德国儿童的种族诬蔑。
她在德国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基督教价值观，这使她想回到西藏帮助那里的人；然而她强调，她的工作包含多种信仰。
“我即不算基督徒也不算佛教徒-我的宗教是给小孩儿擦鼻子，”她微笑着说道。
20年前，杰素丹珍在拉萨附近的堆龙村开办慈善项目，建立了西藏的首家孤儿院。在孤儿院扩建后，她又在香格里拉开办了另一处院址，同时还在理塘为牧民儿童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几处分院一共收留了大约120名儿童。
孤儿院的运转依靠志愿者和赞助人提供的资金与帮助，它还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设有基金会分支。
‘帮助与保护’
在孤儿院选择收养的儿童时，杰素丹珍有意把标准定得很不精确。
“这个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与保护吗？如果需要，我们就收，”她表示：“无论孩子的肤色、种姓、宗教或出身。”
而且她深信，当初收留她这个孤儿的人也抱着同样的标准，关心的只是她和其他被带到西方的孩子的福利。
“我不希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有任何负面曝光，”她强调：“我请求别质疑他们的动机；我们对他们所有人都心存感激。”
杰素丹珍感到有必要强调这一点，部分原因出于最近的媒体报导与被披露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当初因解放军入藏而办的流离失所儿童重安置计划，把一大批孤儿送来瑞士，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根本就不是孤儿，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还在故乡。
尽管瑞士媒体，尤其是《新苏黎世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质疑孤儿重安置计划背后的动机，提出达赖喇嘛由于想利用这个机会创造一个海外藏人的精英阶层，从而不顾孩子父母的希望。杰素丹珍认为，她被选去德国可能是出于更基本的原因。
“送去欧洲的儿童必须健康聪明，以便从教育中获益，”她指出：“这就是我们被选中的原因。我认为，说那只是些精英儿童或政客的儿童，这说法不一定对-我们被选上，因为我们身体健康、头脑聪明，因为有可能学有所成。而且我们的身体还得足够好，才能经得起长途旅行。”
她丈夫杰素罗桑图津(Losang Tsultim Gyalzur)1972年从西藏来瑞士，他反复表示，无论他们在西藏的父母是否还健在，被送到欧洲的这些难民儿童都异常幸运。
“我们都是难民，”他指出：“即使我们有父母，他们也养不起我们。”
逐渐建立信任
为了能够实现收养所有需要帮助的儿童这一承诺，杰素丹珍已先后几次扩建孤儿院，甚至还开办新址。她找到了同当地人-包括汉人-合作的方法，以使梦想成为现实。她向他们对项目的信任、好意和帮助表示感谢。
“我们在西藏开展工作之初，我曾有过艰难时期，因为我把汉人看作敌人，”她坦言：“后来，我得以把这些敌人变成朋友。这需要很多时间，和难以想象的理解与自省。”
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也需要时间-他们曾经向汉人扔石块，咒骂他们，但现在把他们当中的许多看作“叔叔”“阿姨”，同是大家庭的一部分。
经过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杰素丹珍觉得，她的孤儿院已经成了文化和解的标志，和许多宗教与文化可做的努力的某种象征，如果愿意团结一心帮助儿童。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她的工作曾经因为她来自西藏而变得有些复杂。
“对他们来说，在西藏办孤儿院是个非常非常陌生的概念，”她回忆说：“而且我是个海外藏人-看看我的护照，我甚至算瑞士人。这令在西藏办事变得更加困难。你必须在信任的基础上做事，因为这个社会大量依靠关系。”
自1960年起，瑞士商人查尔斯·埃希曼(Charles Aeschimann)开展宣传，把解放军入藏造成的孤儿从西藏带到瑞士，交给收养家庭抚养。这些儿童中大多数已逃至印度，他们的父母(若仍健在)则试图在建筑业找工作。由于无钱养活，他们被寄养在往往条件肮脏的孤儿院和儿童之家里。
那些被选去西方的儿童多去了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等国。把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仍健在的孩子送去西方生活，围绕这种做法的对错一直就存在着争议。
瑞士制片人乌力·梅耶(Ueli Meier)的2013年电影《提比与他的母亲们》(Tibi und seine Mütter)，通过一位西藏孤儿的经历探索了这个问题。
众人的母亲
孤儿院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孩子们在社会上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技能，这样他们日后可以独立。杰素丹珍最近与她几个儿子合办的项目，就是在孤儿院附近办起一家啤酒厂和餐馆，给想学习一技之长的孤儿们提供学徒机会。
孤儿院本身不提供正式教育，孩子们去西藏公立学校读书，但把杰素丹珍、她丈夫和其它保育员看作家人，孩子们永远可以回到他们身边。
而她也把每位孩子视如己出。
“到他们结婚时，我们会受邀作为父母参加婚礼，现在我们已经有了8、9个孙子孙女，还参加过很多很多婚礼，”她笑起来：“我丈夫和我可不能老，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孩子-这当中还有汉人子女和孙子女。”
当她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大家族一起学跳传统舞或做大餐的照片时，她停下来思考已经实现的一个目标-利用在德国和瑞士的经验，来为她的祖国做些有益的事。
“现在，我们实现了50年前送我们去欧洲的人的愿望与梦想。”
(翻译：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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