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施-瑞士民族诗人的诞生

今年5月15日是马克斯·弗里施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是瑞士读者最多、销量最大、译本最多的作家。在新版瑞士文学史中，他占据的篇幅已经超过了凯勒和罗伯特·瓦尔泽。

此内容发布于 2011年05月15日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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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资讯swissinfo.ch外援记者阎寒

为庆祝诗人华诞，瑞士邮政在年初发行了弗里施纪念邮票，瑞士制币局铸造了市值为20瑞郎的弗里施银币。弗里施生前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去世后在银币上永恒升值，可谓是历史的吊诡。

此外，瑞士全国上下在今年筹备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活动，来为弗里施庆生。从戏剧演出、纪录片、展览会、朗诵会、读书会到学术讨论会，林林种种，花样频出。瑞士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都毫无例外地制作了弗里施专题节目或开辟了弗里施专栏。到今年5月份为止，市面上就已经有3部全新的弗里施传记在热销。

新媒体也不甘落后。通过推特(Twitter)，时尚青年可以每天收到一则弗里施的名言，人们甚至可以下载弗里施的诗句作为手机呼叫铃声。如果有人认为周年纪念一过，庆祝活动就会风吹云散，那他就错了。在弗里施的故乡苏黎世，庆典要到2015年才算告一段落，届时苏黎世Oerlikon火车站前的马克斯·弗里施广场将竣工并交付使用。

媒体轰轰烈烈的造势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弗里施在诞辰百年、辞世廿年后已经晋升为瑞士的民族诗人。何谓民族诗人？“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却没人读过。”这当然是一句笑谈。它的意思是说民族诗人已经超越了文艺爱好者的狭小圈子，甚至进入了原本对文学并不感兴趣的人的视野。

生平

马克斯·弗里施于1911年5月15日出生在瑞士苏黎世。他在中学时就痴迷于戏剧。“我不明白为什么成年人和有足够零花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每个晚上都在剧院里消磨。”1931年，年仅20岁的弗里施开始为《新苏黎世报》撰稿。1932年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弗里施被迫中断大学学业，靠撰稿贴补家用。

在友人的资助下，弗里施得以在苏黎世理工大学完成建筑学学业，并在1943年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他作为建筑师的最大成绩是于1943年在65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设计Freibad Letzigraben露天游泳池的标书。今天，该游泳池已被列入文化遗产名单。

20岁的弗里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是什么》(Was bin ich)，可见对于职业生涯的考虑是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其实，弗里施长期以来一直在自由记者、建筑师和职业作家三种身份中徘徊犹疑，直到在1954年通过长篇小说《斯蒂尔》(Stiller)实现了文学和商业上的双重突破后，弗里施才下决心关闭了建筑师事务所，专事文学创作。

弗里施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斯蒂尔》、《大胆的法布尔》、《我名叫甘藤比》，剧本《安多拉》、《小市民和纵火犯》。弗里施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迪伦马特赞叹弗里施有能力把自家的故事演绎成世界的故事。身份的问题、两性关系以及艺术家和市民生活的冲突是他的创作的主题。

一波三折褒贬不一

民族诗人与其国族的关系并不总是像今天这样艳阳高照。弗里施虽然在生前就地位尊崇备至，但是瑞士国家对他却始终心怀疑惧。从1948年到1990年1月12日，瑞士联邦对弗里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秘密侦查。

在弗里施生前，瑞士民众对他也是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先知先觉，有人认为他对瑞士的批评过于吹毛求疵，简直是“自爆家丑”。其实，人们对弗里施的认识主要经过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弗里施是作为瑞士文坛新秀进入文学爱好者的视野的。他的早期作品如Jürg Reinhart 政治性不强，弗里施被看作是不问政治的作家。

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弗里施在20世纪50年代签约德国著名的苏尔坦普出版社(Suhrkamp)，从而步入国际文坛。弗里施于1950年出版了《日记1946-1949》。在这部日记中他融合了在战后所作的游记、自传、散文和文学草稿等。评家认为，弗里施赋予文学日记这种体裁题材以新的活力，弗里施凭一部《日记》与“欧洲水平接轨”。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弗里施逐渐卷入瑞士国内的政治纠纷。1961年，弗里施在剧作《安多拉》中不点名地批评了瑞士潜在的反犹主义，剧中的安多拉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国度，但是安多拉既瑞士，明眼人一看便知。

1971年弗里施发表了《威廉·泰尔校园版》。在这部作品中，弗里施解构了瑞士国族建立的神话，瑞士联邦不是建构在英雄壮举而是建构在一系列巧合、幸运和偶然之上的。该作品激怒了当时的苏黎世州教育部长，他放言“一定要把弗里施从教科书中删除掉”。20世纪60年代末，瑞士公众为弗里施确立了异见者的形象，他成为了社会民主党人、左派和反对派的代言人。

第四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弗里施被奉为大师、经典、文化国度瑞士的代言人。1990年，瑞士联邦筹备建国700周年庆典，并邀请弗里施参与。当时“卡片事件”(Fichenaffäre)越演越烈(弗里施自1948年去波兰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起即被监视)，瑞士的艺术家和知识份子号召抵制庆典。重病在身的弗里施不仅拒绝参加庆典活动，还在公开信中称瑞士是个“行将倒毙的国家，我和瑞士的唯一联系就是一张我不再需要的护照”。

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庆祝弗里施百年寿诞的意义何在？一个世纪倏忽而过，诗人已经超越肉身，进入后世，化为永恒，成为不朽。当历史的红尘落定，当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已落幕，作为后世的我们或许会跳出政治、阶级和国族的局限更客观地评价弗里施的功过，而与诗人达到“彼此会心，古今契意”的境地。